中国广播电视记者现状研究[1]

——基于社会学的某种观照

刘昶 张富鼎

（中国传媒大学）

【摘要】 随着信息与传播新技术（NICT）的迅猛发展，受到媒体融合的趋势性驱动，全球媒介生态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激荡和变革。在这一语境中，我们在《全国广播电视新闻人才现状调查》（2015年）的基础上，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广播电视新闻从业者这一职业群体，通过定量分析和实证研究，比对现有的中外类似研究成果，深入分析当今中国（大陆）广播电视记者的社会生成及其工作与生活状态，从而从整体上认知中国广播电视记者在面对日益严峻的政治、市场和技术三重压力的挑战时的职业态度。

【关键词】 记者；社会分层；工作生态；生活状态

一、引言

迄今为止，中文“记者”一词的溯源，一直是我国新闻学界关心、争论而尚未有明确定论的问题，学者们见仁见智：有研究认为，“记者”见于中国古籍至迟出现在唐代，近代最早则见于1895年冬《日本国志》正式出版的时间[2]；另有学者指出，“记”与“者”作为一个词，或出现于宋代的《朱子语类》，而近代始见于1890年黄遵宪刊印的《日本国志》[3]；还有观点表明，现代意义上的“记者”一词，最早见于1905年3月10日《申报》中《论今日各国对中国之大势》[4]。事实上，学界趋同的见解在于中文 “记者”一词在唐宋时期就已出现，不过词义与从事新闻实践者并无关系，今义的“记者” – 专事新闻采编工作的业者，大约出现在19世纪晚期。

而国际新闻学界认为，英文中“journalist”（记者）一词，以及脱胎于19世纪法语的“journalism”（新闻业或新闻实践）一词，其词根均源自拉丁语的名词“dies”（意即“天”、“日”）及其形容词“diurnus”（意即“当天的”、“一天的”、“天天的”），因而，西文“记者”一词倒是比较清晰地表明了这一职业与时事的关系。

之于新闻社会学研究，广播电视新闻记者是众多社会职业群体中之一。记者作为新闻生产环链中的重要组成，其社会角色定位、功能及价值诸方面的研究已经获得比较充分的成果。在欧洲，早期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借鉴了社会学理论的质化分析，而对记者进行系统并具规模的社会学调查和分析，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相关实证研究，则是在二战以后才真正展开。之后，国际新闻学界的成果还折射了不同理论视域下的比较研究和文化研究取向。可以说，对于记者这一群体的学术观照是比较充分的，为而今传媒新环境、新常态语境中的相关研究的进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益经验。

2015年4月至7月，我们采用定量研究和实证分析的方法，以自陈调查问卷为工具，面向全国、省级和市级广播电视媒体新闻部门的从业者（包括记者、编辑、部门领导和台领导等）展开具有社会学学理意义的《全国广播电视新闻人才现状调查》（2015年）。

问卷与调查的操作流程严格按照统计学规范进行。依照研究目的，问卷调查的总体设定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负责管理的、各级广播电视机构内从事新闻传播活动的专业人士。由于各地区广播电视新闻事业发展水平并不完全一致，因此，我们先对地区进行聚类，再进行分层抽样，以保证样本的均匀和代表性。聚类过程依照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的经济发展水平、广播电视事业从业人员情况、广播电视市场状况三大类指标进行，每个指标下有若干量化指标。最终聚类结果将31个地区划分为4大类（包括直辖市一大类）。抽样过程按照地区入类比例，先对地区进行分层抽样，最终抽取到8个地区（7个省、1个市）。为确保最终调查的可操作性，本研究在省一级采取随机抽样手段，确定入样的地市级广播电视机构；地市以下的广播电视机构，则按照连带抽样法进行确定。最终的样本选取按照相关统计数据，以各级广播电视机构从业人数计算交叉比例，确定分层抽样人数。调查数据的处理、分析以IBM SPSS 22.0 为主要工具，分析方法包括频数分析、卡方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配对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因子分析等。最终，问卷实际发放1474份，回收有效问卷1170份，回收率为79.4%。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调查问卷的设计回应了各国新闻学界记者研究的思路，堪称一次全球本土化的学术尝试。最终获得的数据包括当今中国广播电视记者个人的人口学信息（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社会出身、收入等）、职业现状（包括记者的工作强度、新闻来源、新闻价值判断、新闻伦理观、工作压力、职业满意度以及对近年来新闻报道变化的认知等）、文化消费行为（上网习惯、业余文化生活及阅读偏好等）。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通讯社、报刊和网络媒体记者的相关研究，将在本项研究未来的延展中完成。

二、中国记者的社会分层研究

（一）当前中国记者的群体特征

人作为社会动物，其社会性是并列于其生物性的一大本质属性，人类在其生存环境中从事社会活动时，难以脱离社会生活而自然而然地从属于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人类学的研究也证明[5]，人类社会形成伊始，人们就因血缘、姻缘、邻里、盟友、职业、商业等关系，而归属不同的社会群体。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观照，社会群体的存在既有某种社会关系的联结，也应有一定的内部结构与规范，还需要（身份明确的）群体成员彼此之间的互动。记者作为一个实在的社会群体，其职业特质、社会角色与地位，显然有别于其他的社会分层。记者职业从诞生起，就历史地承担了新闻采集和传播的社会功能，随着人类社会形态的变迁至今，记者群体的社会分层特征亦越发明晰，其职业信念、职业态度、职业行为、职业道德等不断演进。毋庸讳言，当今的经济市场化、全球化对记者群体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重新审视记者群体内部的社会关系、规范体系、价值观以及记者群体所占据的社会空间、记者群体对社会资本的开发利用、尤其是记者群体在当今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等，对于新闻学界和业界而言，都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事实上，记者的定位和角色等职业特质经历了一个由单一到放大再到转型的过程，即从早期的消息的采编者和发布者，逐渐演变为舆论监督者、社会教育者、公共利益维护者，继而又从旁观者视角的他，转型成为社会事务、尤其是国际事务的直接参与者。因此，记者群体对舆论的影响力亦从其所生产内容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演变成与公众舆论议程、与公共政策议程互动的传媒议程，成为议程建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

历史上，各国社会对记者的实践活动的评价不尽相同，甚或褒贬不一，反映了公众对记者群体认知的差异性，换言之，记者群体社会地位的改善经历了时间的洗礼。进入21世纪以来，记者群体的专业主义复兴引起新闻业界和学界的共鸣。面对日益严峻的政治、市场和技术的三重压力，传媒生态环境出现了新特征、新常态，记者的群体属性亦随之发生了变化。因之，记者的主体性如何契合社会发展暨社会结构转型、社会关系变化，成为考察现今中国记者群体特征的一个重要维度。

根据我们进行的全国性调查所取得的结果，中国（大陆）广播电视记者群体现状大致有如下几重特点：

1.记者群体年轻化和女性化趋势增强

与欧美国家相似，中国记者群体出现了年轻化、女性化的趋势。

中国记者群体的年轻化、女性化趋势实际上反映出新闻行业的活力和记者职业的新变化，以工作性质而言，记者参与的社会实践决定了其体力和脑力消耗的高强度以及闲暇时间安排上偏弱的自主性；以职业发展而言，记者群体的年轻化趋势既表明了相关行业的活力，更与行业准入、职业角色认知、工作经验以及价值认同密切相关，关乎个人的社会化过程。年轻人在择业时投身新闻界，既有社会文化的影响——社会强制性造成的个人被动接受因素，也不乏个人主观能动选择（如自认为记者职业契合个体人格的发展），更有社会化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作用（如对记者社会角色及文化教化的认知），而实现个体社会发展的最优化则是选择记者职业的初始动力。透过社会学的学理分析，记者的职业选择和自我角色建构完全是作为个体的从业者，在学习和工作的经验积累中逐步确立的。《全国广播电视新闻人才现状调查》（2015年）显示，在我国广播电视新闻从业者队伍中，年龄分布总体上相对年轻，40岁及以下人员占82%，其中30岁以下占32.6%（比对1997年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的调查结果，当时，29岁以下新闻工作者所占比例仅为24.6%[6]）。然而，当今我国新闻从业者的平均从业年龄为10.58年，比1997年的12年略低，不过，具有10年以上从业年龄的广电新闻工作者的比例达53.8%，高于1997年的48.4%，数据的解读或是：一方面是我国广电记者自然年龄的年轻化，另一方面是其职业年龄的成熟化，表明我国新闻从业者的职业生态相对活跃。

至于记者群体女性化的趋势，理论分析以为原因不外乎女性意识的觉醒、社会观念的演进、科技的进步、以及高等教育的发展等四种推力。换言之，随着社会进步和女性的身心解放，女性参与各种社会实践的诉求日益增强，女性职业意识不断觉醒和升华，先前许多男性垄断或专擅的领域开始出现女性的身影，一些原先以男性为主的职业中女性比例不断提高，此其一；社会观念对女性的开放程度和接纳程度也不断拓展，职业女性被社会广为认可，女性领导力亦被业界逐渐接受，性别平等成为促进社会良性发展、缓解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条件和机制，成为协调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力量，此其二；信息与传播新技术的突飞猛进，不仅令传统的新闻传播工具（尤其是原先一些笨重的电视采访器材）变得更为轻巧而为女性记者使用提供了便利，而且还不断推动职业理念的革新，此其三；而今世界许多国家高校包括新闻传播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女生比例不断升高并超过男生，增大了记者群体的人才储备量和输送量，加之女生显现的不亚于、甚至超越男生的各种专业潜力，往往突破新闻业界人员聘用中的性别苛求，此其四。女性与传媒的相关研究、以及本次全国性的广播电视记者调查的结果，或多或少都分别印证了上述理论假设。

其实，在新闻业界，社会学意义上的男女平等更着重体现在记者社会地位、职业选择和职业性别认同方面的平等。此次调查显示，在中国广电新闻从业者队伍中，女性占50.9%，这一比例虽略过半数，却远远高于1997年的32.9%，体现了记者群体的变化及趋势。回顾近20年来记者行业演进和记者研究，女记者的职业角色重构广受关注，在著名女性记者的数量增加的同时，一些研究女性记者社会心理的著述（例如，富成兰所著的《女记者的心声：50名女记者工作生活自述》、凌燕的论文《论女记者的职业心理优势》、刘睿的论文《女性新闻工作者的心理困境与消解》等）、以及研究女记者职业形象和媒介形象的学术成果等，均使记者的性别角色由隐性到显性。然而，由于职业内分工和属性的区别，在记者行业的不同领域，性别差异相对显著，也是显著的事实，不同的数据统计进一步表明，尽管女性在记者行业的整体占比提升，但在不同职业类型中仍有较大区别：2011年《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报告》显示，调查记者中女性仅占16%[7]；而2013年《中国网络新闻从业者生存状况调查报告》表明网络新闻工作者中女性比例高达59.5%。

2.记者群体的职业分工发生改变

新闻从业者因工种不同，职业分工和职责自然也不同。姑且不论信息化知识社会的到来，令社会分工更加专门化，仅就社会学意义而言，分工的本质并不在于工种的简单划分和区隔，而在于生产过程的合作与竞争。记者群体属于社会整体结构的组成，承担着新闻采编和报道的社会分工职能；而在新闻行业内部，又根据报道的分门别类的需要，细化和整合为不同类型的工作岗位，从而构成记者群体有机的工作环境。有研究将专业新闻分为七大类，分别是社会新闻、环境新闻、经济新闻、娱乐新闻、卫生新闻、体育新闻、灾难新闻[8]，实际上远不止此。有的学者根据记者的特长和个性将记者类型分为社交公关型、文学作家型、专家学者型、思想政治家型、媒介经营管理型五大类[9]。划分标准不同，得出的分类结果也不同。

本次调查表明，我国广播电视记者群体中从事报道的选题策划、综合性报道和专门性主题报道的人员分别占比为16.1%、47.4%和36.5%，呈现从决策层到实践层的“金字塔”结构，并与新闻从业者的职称和职位分布相呼应，广电记者群体中高级职称人员仅占10.5%，初级职称及未评职称的占61.9%；台领导、部门领导、科室主任的比例为12.6%，而记者、编辑、主持人、摄像等一线工作者则占86.7%。与此相对应的还有记者证的持有情况。调查显示，所有职位中，科室主任和部门领导及台领导持证率明显高于记者、编辑等职位的从业者，分别占比91.4%和98.5%。相应的，职称越高，记者证持有率就越高：占比3.3%的拥有高级职称的从业者持证率达96.7%，占比10.5%的拥有中级职称的从业者持证率达89.5%，初级职称（71.9%）及尚未评定（44.5%）的又次之。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10月29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下发《关于在新闻网站核发新闻记者证的通知》，标志着全国新闻网站开始实施新闻记者证制度，是对网络新闻从业者职业的进一步规范。在媒体融合语境下，网络新闻从业者作为新闻从业者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其持证权的获取将有利于媒体融合过程中网络媒体运作的规范性与合法性，新闻网站需要建立质化量化结合的评价体系，设置经营部门和采编部门之间的“防火墙”，探索网站新闻报道的融合机制和表达形态[10]，才能更好地配合这一制度的推进，从而顺应和推进媒体融合发展。此外，以新闻报道题材分类而计，在专题报道中，负责社会（民生）新闻报道的占比最多，为26.3%，其次是时政新闻（17.2%）、经济/金融新闻（16.0%），而负责体育新闻、国际新闻和军事新闻的较少，合计不足5%。

我们或可认为，这些调查统计数据契合了我国现时广播电视新闻报道的运作规律和新闻内容的生产属性：当前我国广电媒体、特别是中央级广电媒体依然严格把关新闻生产内容，报道的选题策划多由部门领导及主编专门负责，普通记者通常不具有自由选择新闻报道主题的权利，从现今广电媒体整体的分工和运行模式上，记者的传统分工和职能依旧，并无太多改变。然而，伴随着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深度融合趋势，全媒体式的新闻报道势必要求内容生产适应多平台分发的实际，因此必然引发新闻生产方式的变革，进而促使记者群体的分工朝向新的整合。

我国部分广电媒体已经开始建立“中央厨房”式的新闻生产模式，整合新闻采编和分发两大生产环节，在新闻中心编务会的统领下协调运作。以中央电视台为例，其“中央厨房式”采播系统可对新闻节目进行统一采集、制作、播出、分发，实现素材一次采集、多频道共享、多渠道分发。通过建设融合媒体素材库，实现电视和新媒体新闻编辑制作内容共享、共同使用；搭建电视和新媒体协同生产系统，增加诸如微信文章编辑、图片剪辑、H5模板库、数据类制作工具等；搭建新闻云生产体系，形成三级多数据中心、差异化素材提供的多级生产架构；采用私有云方式建设“中央厨房式”新闻共享云平台，并构建用户新闻上传平台(UGC系统)和面向生产的即时通讯系统[11]。这一全新的“集约化采集、即时化发布、多点化传播”的新闻传播体系[12]无疑将从根本上改写记者职业的分工与合作，在给媒体带来新的生机的同时，也给记者群体的生存发展带来巨大压力，因为在这个革新过程中，记者的分工将不再仅仅以新闻报道主题为前提，还需顾全报道角度、叙事技巧、发布平台等的综合性考虑。

而今，新闻内容的分众化成为记者分工的前提，分工需契合媒体融合时代新闻内容生产的要求，特别是在“中央厨房”式的运作模式下，需要“通过合理地配置新闻资源在不同媒体平台的分布，实现对新闻全方位、多角度、多观点、立体化的报道，从而提高新闻资源的使用效率，扩大媒体的综合影响力。”[13]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在新闻信息高度同质化的时代，采集、编发独家新闻或深度报道，从而体现当下记者分工的价值。

3.记者群体的职业道德认知或有悖论

新闻职业道德作为记者群体职业素养的重要内涵，既体现了一定的意识形态，也是记者群体职业行为的规范和自律的重要工具，同时还发挥着协调记者群体人际关系、媒体与社会关系等的作用。本次调查的数据显示，我国广电记者群体的职业道德意识强烈，86%的广电记者对职业道德的认同程度极高，认为“不论任何情况，记者必须遵守职业道德”，但从记者群体的年龄特征来看，21-30岁年龄段的记者更倾向于认同“新闻职业道德取决于具体情境”，即在具体的行为选择方面有所权衡，并不是非此即彼，而是有所取舍的境况，这一方面反映出年轻记者在道德立场上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在某种程度上认可新闻伦理道德的变通性，另一方面，或也说明年轻记者观念较为开放多元，思维方式更灵活，受到传统观念的约束较少，而受社会流行价值观影响较多，对一些敏感的社会问题和新闻事件的把握度不同于年长的记者。

近些年来，对记者采访行为的合理性的争论，尤其是记者在履行职业责任和参与社会化过程中引发的道德争议颇多。本次调查显示，记者群体认为，在某些情形下主动淡化不利于政府或其政策的新闻以及“暗访”等两种行为是正当的，统计均值分别为3.52和3.49（中间值为3）。对于前者而言，在一些特殊语境中，新闻报道甚至可以牺牲部分职业道德，来换取政府形象的积极塑造，以安定人心和构建和谐的社会秩序，亦即基于政治利益以及最大限度地维护政权和社会稳定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或允许有悖新闻传播的规律和原则。对此，记者群体在这些方面的认知并不趋同，但总体上还是比较认可的；而对于“暗访”，受访者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新闻采访手段，是记者在正当情况下无法获取报道所需的信息时采取的权宜之计，尽管“暗访”面临道德的和法律的双重考问。例如，就“《南方都市报》记者卧底高考事件”，有学者从新闻专业主义角度分析当事记者行为有违新闻法规，属伦理道德缺失和价值取向失衡[14]，也有学者则对照《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评价该事件中记者并未“通过合法途径和方式获取新闻素材”[15]。由此看来，虽然“暗访”或涉道德和法律争议的风险，而成为目的合理性和过程合法性的争议焦点所在，却仍为部分记者所采用，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记者群体职业道德认知的悖论。此外，新闻界历来普遍争议的新闻道德和社会伦理的矛盾也屡见不鲜，记者所具有的职业人士和普通公民的双重身份，在面对“先救人还是先采访”的两难问题时，不免需要考虑价值排序，当以人为本。因此，记者的采访报道工作往往应优先考虑社会伦理。

但是，在当下中国，社会对于记者群体的认知或已发生较大的变化，新闻媒体人已成为“最不受待见”的五大职业之一，比例高达40.8%[16]。这不仅与新闻界本身的工作强度有关，更与新闻媒体人的职业伦理道德滑坡趋势密切相关。比如，对于接受采访对象的礼酬、未经同意使用私人文件（如信件、音像等）等行为，部分从业者在一定程度上对此类明显违反新闻道德的行为还存在一定的认可度（统计均值仍大于1）。在近年的新闻职业道德研究中，有偿新闻和假新闻等现象被频繁提及和探讨，但行业内的潜规则一直盛行。记者的“车马费”、“辛苦费”等灰色收入逐渐成了行业内部默认的“合理”收入，不仅地方媒体普遍存在此类现象，一些中央级媒体从业者对此也欣然受之。有偿新闻不仅有损新闻的客观性、真实性原则，而且对媒体公信力产生极大危害。随着一些媒体经营管理市场化的纵深发展，来自经济场域的渗入使得部分媒体从业者趋利避害，在经济利益诱惑下丧失了新闻职业道德感，借记者身份和媒体权力为他人“代言”。另外，对采访对象隐私的保护近年来也不断引发热议，从“姚贝娜事件”到灾难新闻中对受害者亲属的采访，一些记者打着真实报道的名义罔顾他人隐私和情感创伤，为获取第一手资料而变得冷血无情。诸如此类现象，仍值得业界反思。

4.记者群体新闻价值观和自身角色认知呈多元化

作为职业共同体，记者群体的大多数成员自然会在不同维度分享价值判断，即使这些判断或出现多元取向，这是因为，作为社会特定类型角色，记者群体成员的角色认知及其彼此之间的稳定关系和互动，受到社会结构抽象规范模式的制约，因此，认同和分享共同的价值规范关乎维持记者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借用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的学说，记者群体作为“功能性亚体系”，在整体社会结构中，与其他亚体系之间价值存在一致性和冲突性，生成了回应社会体系功的多元化。

传统新闻生产秉持的真实性、时效性和贴近性等原则，将新近的变动的事实客观呈现给社会，是对新闻本质的价值坚守。在此基础上，媒介生态环境的变化带动了新闻内容生产运作模式本身的改变，进而对新闻记者的职业价值观产生影响。《全国广播电视新闻人才现状调查》（2015年）显示，记者对独家性、显著性、轰动性的新闻价值认可度仅次于真实性、时效性和贴近性，这一新闻价值取向体现出媒体融合时代，尽管有新闻的分众化和多平台展示等消费诉求，但记者群体仍然注重独家新闻报道的追求，仍然坚持对新闻事件的持续性、全方位关注，以专业主义的态度深挖表面现象背后隐藏的新闻价值。

此外，互联网及新兴媒体因素对记者的新闻价值观和角色认知影响程度加深，来自新闻自身规律的压力、媒体内部及同行的压力、受众的压力都在加强，新闻从业者对此亦有清醒的意识。社交媒体中的信息是互联网权力的载体，网络本身形成的话语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强大的权力主体，“是一种基于各种资源的不平等的权力结构，是一种具有强大的控制性的技术社会体系。”[17]由互联网引发的媒介事件层出不穷，正面负面信息相互掺杂，各种假新闻的病毒式传播以及媒体盲目跟风的现象也屡见不鲜，这些都显示出网络话语场对新闻的强大影响。另外，突发事件报道的时效性是一个新闻从业者专业素养以及所依托媒体的自身品质的试金石，越来越多的媒体在应对突发事件的报道时，从议程设置到危机公关，显示出越来越明确的改革方向。媒体自身生存和外部竞争是媒体融合时代必须面临的重要课题，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之间不是零和关系，也不能采取简单照搬的转型模式。媒体的生存竞争是建立在服务受众基础上以“内容为王”为原则的合理竞争，而不是以非理性化和低俗化手段诱取受众。在分众化趋势中，新闻报道的优质性和独家性理应成为媒体和新闻人的主要选择，从而在受众至上的媒体语境下形成新闻话语的自主建构，一方面应对媒体之间的残酷竞争，另一方面接受自媒体即“用户生成内容”的挑战，秉持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在媒介环境鱼龙混杂中成为脱陈出新者。正如李希光所说：“在今天这个信息时代、网络时代和多元时代的出现，我们的社会出现了许许多多的不同声音，我们无法只听到一种声音。越来越多的人要发表意见。但是，哪一种声音是准确的？哪一种声音更接近事实的真相？而这种声音需要受过训练的记者来发出。”[18]

对新闻价值的认同还与记者自身的社会角色认知密切相关，新闻社会学意义上的记者群体，既是信息的传播者，又是社会活动家，记者在其个人社会化和职业群体社会化的过程中，自觉地建立一系列角色认知，在与社会整体结构及其他功能性亚体系的互动过程中，建构了一个自觉的半开放性社会角色。之所以半开放性，是因为这一角色既有来自新闻界内部的规范，又有来自社会和记者自身对角色的把握和期待。本次调查表明，中国广电记者对如实报道新闻、做公正冷静的旁观者以及解析新闻事件的认同度最高；平衡地反映多方观点、帮助人们理解国家大政方针、监督政府及其官员、助力国家发展、提供文化娱乐等则体现来自国家、社会及记者群体对记者社会角色的外在期待。此外，调查还表明，在当前媒介生态环境中，记者社会角色的认知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发散性，多元化语境和话语权力主体的增多，都使得社会活动“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趋势明显，媒体已从过去单纯地服从政治话语，转变为以服务政治话语为主、兼顾其他权力话语的运作方式；商业利益驱动下的市场化运作也使媒体走下传统神坛，顺从市各色各样的利润诱惑和权力控制，媒体社会功能的发挥受到经济力量的制约；而新兴媒体的崛起在深刻改变媒介环境的同时，解构了新闻场域原有的垄断性话语权，传统的专业新闻生产受到公民新闻运动的极大挑战，新闻内容消费者分众化趋势日益明显。在政治、市场和技术的三重作用下，传播话语权力圈重新生成，所幸的是，记者群体对此的认识较为清醒，并未高估新形势下的职业功能和角色定位。

（二）中国记者的社会生成

记者群体的社会生成关乎个人及群体社会化的过程，记者本身的主体性的建构经历了与社会不同层面互动的过程。个人在成为职业记者前后，这种互动都不间断地作用于记者角色本身的建构性确认之中。考察中国记者的社会生成以及之后对社会的反作用，或应首先以记者的个人社会化过程为起点，从家庭背景和教育背景两个角度切入，探究个人在成为记者之前对其价值判断形成、社会资源利用和社会意识建构等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

1.教育背景：高学历与多学科相结合

教育是个人社会化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环节之一，尽管人天生对教育就具有某种抵触情绪。记者的社会属性及其与社会的天然而特殊的联系，决定了个人在成为记者的过程中教育的重要意义。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和专业学科培养的科学化发展，我国记者的学历普遍提高，学科背景不断丰富。本次调查显示，我国新闻从业者的学历以本科为主，占比76.8%，硕士及以上占比16.9%，较之1997年类似调查的统计数据（我国新闻工作者中拥有大学本科学历的人占53.3%，获硕士、博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的人占6.2%，合计59.5%[19]），记者受高等教育的程度普遍而明显提升。

伴随我国广电记者学历的整体性提高，另一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记者群体中具有新闻传播学专业教育背景者逾半数，比例达51.6% （相比于1997年30.6%[20]的比例有显著提升），似乎表明了新闻教育的普遍性和特质，新闻传播专业教育成为向广播电视新闻行业输送人才的主力军。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广播电视媒体在内的传媒业发展迅猛，新闻传播专业成为高校并轨扩招的热门选择。据中国教育部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提供的资讯，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大陆开设新闻传播学专业的高等院校多达1080所，从教育资源上为我国新闻事业的人才输送提供了保障。另据《中国传媒大学2015届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签约就业的本科毕业生中，有59.94%进入传媒类机构，其中签约广播电视媒体、平面媒体和出版发行三个传统媒体领域的毕业生占比达39.46%，签约网络等新兴媒体的本科毕业生达22.07%[21]，亦从侧面印证了本次调查的结果。与此同时，随着传媒业态的新现象不断涌现，媒体就业市场对专业知识的需求呈现细化而多元的特征，许多开设新闻传播课程的高校适时调整学科布局，在一级学科之下增设了不同的专业方向，体现出新闻传播学科专业化建设对全媒体型、专家型人才需求的时代要求（例如，中国传媒大学在数据新闻报道实验班有益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于2015年秋季，率先在全国正式开设新闻学专业数据新闻报道方向，占据了数字化媒体时代发展的学术前沿；又如，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等先后开设了横跨新闻与财经、与国政、与法律等学科的专业）。

此外，本次调查结果还表明，我国广电记者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科背景依次为文学（18.1%）、艺术学（11.5%）、经济学（11.1%）、外语（8.5%）和理工学科（7.0%）。

事实上，记者高等教育背景的多元化在不断地再生产和复现同一职业结构，以确保新闻业的稳定运行的同时，又不断吸纳新的知识要素使职业结构不断变革和完善，以适应社会转型和媒介生态变化对新闻业的新要求。当前中国的新闻教育已经基本从纯粹的新闻史论和新闻实务教学过渡到新闻传播知识与多学科知识的有机结合，朝向培养既懂新闻传播、又懂新兴媒介技术、还具备国际视野和相关专门知识的全媒体型、专家型人才。而基于传媒生态的演进，新闻业吸纳多学科背景的人才，不仅回应记者职业群体社会化建构的需要，也符合新闻内容专业生产的市场期待，有利于全面、深刻、透彻地反映和解析社会生活不同领域的变化，规避新闻内容的扁平化生产，帮助公众正确认知外部世界。

2.社会出身：自由的职业选择

记者在其个人社会化的过程中，除了遗传因子，家庭的影响因子无疑发挥着基础而重要的作用。家庭作为一种制度性单位结构，维系着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也象征着社会伦理的基本规范，并在维持社会的稳定、均衡和变迁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涵盖性爱、母爱、父爱等特殊情感关系的家庭教育是个人成长的起点，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对一些价值（如自由等）的体验首先来自家庭。在核心家庭或主干家庭的内部结构中，代际间的纵向关系和同代间的横向关系对记者个人的社会化、尤其是记者个人的社会意识形成，都起到决定性影响。

如今，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差异日益显著，阶层流动和固化作为矛盾二重性并存于社会生态中，中国传统的“家国同构”社会模式被现代社会所冲破，代际间的社会阶层不再遵循传统乡土社会中的“社会继替”模式，而呈现为多元共存的样态。在分工日益繁复细化的当代社会，家庭教育观和职业选择观相对自由，个人社会化日益取决于社会结构变动产生的需求以及从业者自身的兴趣，而非传统的代际相传。

本次调查显示，我国广电记者群体的父母职业中，只有6.4%的父亲和3.4%的母亲是新闻工作者，而父亲从事除新闻工作者以外的专业技术工作以及在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工作的比例合计达48.8%，母亲从事同样工作的比例也达43.8%。可见，父母的职业构成对子女是否成为记者并无直接影响。但是，调查也发现，农、林、牧、渔、水利业家庭出身和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家庭出身的记者比例亦相当低。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变迁或转型，家庭观念出现淡化的趋势，作为家庭关系核心的婚姻关系，也产生不同程度的裂变。据我国民政部提供的数据，2003年以来，我国离婚率已连续12年呈递增状态[22]。现代社会舆论不仅对离婚持普遍的宽容态度，而且对婚姻的期望值也逐步增高，晚婚甚至不婚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不过，离婚现象在记者群体中似乎并不明显，此次调查显示，我国记者群体离异的比例仅为2.7%，已婚记者占68.4%，单身人士为28.4%，其中21-30岁的单身人士占20%，这与国外记者群体的甚高的离异率、不婚率和不生育率形成鲜明的反差。究其原因，中国记者群体经受的职场压力或尚未达到影响家庭婚姻关系的程度。

    三、中国记者的工作状态分析

若从社会学层面对记者工作状态进行考察，主要涉及记者社会角色和分工的三个关键词：职业满意度、职业压力以及职业流动状况，三者之间不仅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还共同勾勒出记者群体的从业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