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研究2016(上篇)

14-1


广

媒介研究









































Media Studies


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






    主编:胡正荣

    执行主编:雷跃捷

    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

    《媒介研究》编委会

    电话:010-6577931365779244

E-mail: rirt@cuc.edu.cn

http://rirt.cuc.edu.cn

AStudy on Credibility of Radio and Television in China




2016-06

14-1


中国广播电视新闻人才发展战略研究


主编:胡正荣

 执行主编:刘昶


目录

 中国广播电视记者现状研究——基于社会学的某种观照(刘昶、张富鼎)

 全国广播电视新闻从业者调查报告()——研究背景与研究方法(丁迈、董光宇)

 全国广播电视新闻从业者调查报告()——我国广电新闻从业者的群体构成(丁迈、缑赫、董光宇)

 全国广播电视新闻从业者调查报告()——我国广电新闻从业者的从业现状(丁迈、缑赫、董光宇)

 全国广播电视新闻从业者调查报告()——我国广电新闻从业者的职业理想与职业素养(丁迈、缑赫、董光宇)

 全国广播电视新闻从业者调查报告()——我国广电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观(丁迈、董光宇)

 全国广播电视新闻从业者调查报告()——我国广电新闻从业者的文化消费(丁迈、缑赫、董光宇)

 当代中国驻外记者现状与人才培养——基于媒体融合的实证研究 (孟伟)

 新闻记者主体性重建的可能:知识社会学的视角(龙小农)

 美国高校融媒教育特色分析(甘露、付若岚)


中国广播电视记者现状研究1

——基于社会学的某种观照


 刘昶 张富鼎

(中国传媒大学)


【摘要】 随着信息与传播新技术(NICT)的迅猛发展,受到媒体融合的趋势性驱动,全球媒介生态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激荡和变革。在这一语境中,我们在《全国广播电视新闻人才现状调查》(2015年)的基础上,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广播电视新闻从业者这一职业群体,通过定量分析和实证研究,比对现有的中外类似研究成果,深入分析当今中国(大陆)广播电视记者的社会生成及其工作与生活状态,从而从整体上认知中国广播电视记者在面对日益严峻的政治、市场和技术三重压力的挑战时的职业态度。

【关键词】 记者;社会分层;工作生态;生活状态


一、引言

 迄今为止,中文“记者”一词的溯源,一直是我国新闻学界关心、争论而尚未有明确定论的问题,学者们见仁见智:有研究认为,“记者”见于中国古籍至迟出现在唐代,近代最早则见于1895年冬《日本国志》正式出版的时间2;另有学者指出,“记”与“者”作为一个词,或出现于宋代的《朱子语类》,而近代始见于1890年黄遵宪刊印的《日本国志》3;还有观点表明,现代意义上的“记者”一词,最早见于1905310日《申报》中《论今日各国对中国之大势》4。事实上,学界趋同的见解在于中文 “记者”一词在唐宋时期就已出现,不过词义与从事新闻实践者并无关系,今义的“记者” – 专事新闻采编工作的业者,大约出现在19世纪晚期。

 而国际新闻学界认为,英文中journalist”记者一词以及脱胎于19世纪法语的“journalism”新闻业或新闻实践)一词,其词根均源自拉丁语的名词dies”(意即“天”、“日”)及其形容词diurnus(意即“当天的”、“一天的”“天天的”),因而,西文记者”一词倒是比较清晰地表明了这一职业与时事的关系。

 之于新闻社会学研究,广播电视新闻记者是众多社会职业群体中之一。记者作为新闻生产环链中的重要组成,其社会角色定位、功能及价值诸方面的研究已经获得比较充分的成果。在欧洲,早期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借鉴了社会学理论的质化分析,而对记者进行系统并具规模的社会学调查和分析,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相关实证研究,则是在二战以后才真正展开。之后,国际新闻学界的成果还折射了不同理论视域下的比较研究和文化研究取向。可以说,对于记者这一群体的学术观照是比较充分的,为而今传媒新环境、新常态语境中的相关研究的进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益经验。

20154月至7月,我们采用定量研究和实证分析的方法,以自陈调查问卷为工具,面向全国、省级和市级广播电视媒体新闻部门的从业者(包括记者、编辑、部门领导和台领导等)展开具有社会学学理意义的《全国广播电视新闻人才现状调查》(2015年)。

 问卷与调查的操作流程严格按照统计学规范进行。依照研究目的,问卷调查的总体设定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负责管理的、各级广播电视机构内从事新闻传播活动的专业人士。由于各地区广播电视新闻事业发展水平并不完全一致,因此,我们先对地区进行聚类,再进行分层抽样,以保证样本的均匀和代表性。聚类过程依照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的经济发展水平、广播电视事业从业人员情况、广播电视市场状况三大类指标进行,每个指标下有若干量化指标。最终聚类结果将31个地区划分为4大类(包括直辖市一大类)。抽样过程按照地区入类比例,先对地区进行分层抽样,最终抽取到8个地区(7个省、1个市)。为确保最终调查的可操作性,本研究在省一级采取随机抽样手段,确定入样的地市级广播电视机构;地市以下的广播电视机构,则按照连带抽样法进行确定。最终的样本选取按照相关统计数据,以各级广播电视机构从业人数计算交叉比例,确定分层抽样人数。调查数据的处理、分析以IBM SPSS 22.0 为主要工具,分析方法包括频数分析、卡方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配对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因子分析等。最终,问卷实际发放1474份,回收有效问卷1170份,回收率为79.4%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调查问卷的设计回应了各国新闻学界记者研究的思路,堪称一次全球本土化的学术尝试。最终获得的数据包括当今中国广播电视记者个人的人口学信息(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社会出身、收入等)、职业现状(包括记者的工作强度、新闻来源、新闻价值判断、新闻伦理观、工作压力、职业满意度以及对近年来新闻报道变化的认知等)、文化消费行为(上网习惯、业余文化生活及阅读偏好等)。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通讯社、报刊和网络媒体记者的相关研究,将在本项研究未来的延展中完成。


二、中国记者的社会分层研究

(一)当前中国记者的群体特征

 人作为社会动物,其社会性是并列于其生物性的一大本质属性,人类在其生存环境中从事社会活动时,难以脱离社会生活而自然而然地从属于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人类学的研究也证明5,人类社会形成伊始,人们就因血缘、姻缘、邻里、盟友、职业、商业等关系,而归属不同的社会群体。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观照,社会群体的存在既有某种社会关系的联结,也应有一定的内部结构与规范,还需要(身份明确的)群体成员彼此之间的互动。记者作为一个实在的社会群体,其职业特质、社会角色与地位,显然有别于其他的社会分层。记者职业从诞生起,就历史地承担了新闻采集和传播的社会功能,随着人类社会形态的变迁至今,记者群体的社会分层特征亦越发明晰,其职业信念、职业态度、职业行为、职业道德等不断演进。毋庸讳言,当今的经济市场化、全球化对记者群体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重新审视记者群体内部的社会关系、规范体系、价值观以及记者群体所占据的社会空间、记者群体对社会资本的开发利用、尤其是记者群体在当今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等,对于新闻学界和业界而言,都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事实上,记者的定位和角色等职业特质经历了一个由单一到放大再到转型的过程,即从早期的消息的采编者和发布者,逐渐演变为舆论监督者、社会教育者、公共利益维护者,继而又从旁观者视角的他,转型成为社会事务、尤其是国际事务的直接参与者。因此,记者群体对舆论的影响力亦从其所生产内容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演变成与公众舆论议程、与公共政策议程互动的传媒议程,成为议程建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

 历史上,各国社会对记者的实践活动的评价不尽相同,甚或褒贬不一,反映了公众对记者群体认知的差异性,换言之,记者群体社会地位的改善经历了时间的洗礼。进入21世纪以来,记者群体的专业主义复兴引起新闻业界和学界的共鸣。面对日益严峻的政治、市场和技术的三重压力,传媒生态环境出现了新特征、新常态,记者的群体属性亦随之发生了变化。因之,记者的主体性如何契合社会发展暨社会结构转型、社会关系变化,成为考察现今中国记者群体特征的一个重要维度。

 根据我们进行的全国性调查所取得的结果,中国(大陆)广播电视记者群体现状大致有如下几重特点:

1.记者群体年轻化和女性化趋势增强

 与欧美国家相似,中国记者群体出现了年轻化、女性化的趋势。

 中国记者群体的年轻化、女性化趋势实际上反映出新闻行业的活力和记者职业的新变化,以工作性质而言,记者参与的社会实践决定了其体力和脑力消耗的高强度以及闲暇时间安排上偏弱的自主性;以职业发展而言,记者群体的年轻化趋势既表明了相关行业的活力,更与行业准入、职业角色认知、工作经验以及价值认同密切相关,关乎个人的社会化过程。年轻人在择业时投身新闻界,既有社会文化的影响——社会强制性造成的个人被动接受因素,也不乏个人主观能动选择(如自认为记者职业契合个体人格的发展),更有社会化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作用(如对记者社会角色及文化教化的认知),而实现个体社会发展的最优化则是选择记者职业的初始动力。透过社会学的学理分析,记者的职业选择和自我角色建构完全是作为个体的从业者,在学习和工作的经验积累中逐步确立的。《全国广播电视新闻人才现状调查》(2015年)显示,在我国广播电视新闻从业者队伍中,年龄分布总体上相对年轻,40岁及以下人员占82%,其中30岁以下占32.6%(比对1997年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的调查结果,当时,29岁以下新闻工作者所占比例仅为24.6%6)。然而,当今我国新闻从业者的平均从业年龄为10.58年,比1997年的12年略低,不过,具有10年以上从业年龄的广电新闻工作者的比例达53.8%,高于1997年的48.4%,数据的解读或是:一方面是我国广电记者自然年龄的年轻化,另一方面是其职业年龄的成熟化,表明我国新闻从业者的职业生态相对活跃。

 至于记者群体女性化的趋势,理论分析以为原因不外乎女性意识的觉醒、社会观念的演进、科技的进步、以及高等教育的发展等四种推力。换言之,随着社会进步和女性的身心解放,女性参与各种社会实践的诉求日益增强,女性职业意识不断觉醒和升华,先前许多男性垄断或专擅的领域开始出现女性的身影,一些原先以男性为主的职业中女性比例不断提高,此其一;社会观念对女性的开放程度和接纳程度也不断拓展,职业女性被社会广为认可,女性领导力亦被业界逐渐接受,性别平等成为促进社会良性发展、缓解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条件和机制,成为协调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力量,此其二;信息与传播新技术的突飞猛进,不仅令传统的新闻传播工具(尤其是原先一些笨重的电视采访器材)变得更为轻巧而为女性记者使用提供了便利,而且还不断推动职业理念的革新,此其三;而今世界许多国家高校包括新闻传播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女生比例不断升高并超过男生,增大了记者群体的人才储备量和输送量,加之女生显现的不亚于、甚至超越男生的各种专业潜力,往往突破新闻业界人员聘用中的性别苛求,此其四。女性与传媒的相关研究、以及本次全国性的广播电视记者调查的结果,或多或少都分别印证了上述理论假设。

 其实,在新闻业界,社会学意义上的男女平等更着重体现在记者社会地位、职业选择和职业性别认同方面的平等。此次调查显示,在中国广电新闻从业者队伍中,女性占50.9%,这一比例虽略过半数,却远远高于1997年的32.9%,体现了记者群体的变化及趋势。回顾近20年来记者行业演进和记者研究,女记者的职业角色重构广受关注,在著名女性记者的数量增加的同时,一些研究女性记者社会心理的著述(例如,富成兰所著的《女记者的心声:50名女记者工作生活自述》、凌燕的论文《论女记者的职业心理优势》、刘睿的论文《女性新闻工作者的心理困境与消解》等)、以及研究女记者职业形象和媒介形象的学术成果等,均使记者的性别角色由隐性到显性。然而,由于职业内分工和属性的区别,在记者行业的不同领域,性别差异相对显著,也是显著的事实,不同的数据统计进一步表明,尽管女性在记者行业的整体占比提升,但在不同职业类型中仍有较大区别:2011年《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报告》显示,调查记者中女性仅占16%7;而2013年《中国网络新闻从业者生存状况调查报告》表明网络新闻工作者中女性比例高达59.5%

2.记者群体的职业分工发生改变

 新闻从业者因工种不同,职业分工和职责自然也不同。姑且不论信息化知识社会的到来,令社会分工更加专门化,仅就社会学意义而言,分工的本质并不在于工种的简单划分和区隔,而在于生产过程的合作与竞争。记者群体属于社会整体结构的组成,承担着新闻采编和报道的社会分工职能;而在新闻行业内部,又根据报道的分门别类的需要,细化和整合为不同类型的工作岗位,从而构成记者群体有机的工作环境。有研究将专业新闻分为七大类,分别是社会新闻、环境新闻、经济新闻、娱乐新闻、卫生新闻、体育新闻、灾难新闻8,实际上远不止此。有的学者根据记者的特长和个性将记者类型分为社交公关型、文学作家型、专家学者型、思想政治家型、媒介经营管理型五大类9。划分标准不同,得出的分类结果也不同。

 本次调查表明,我国广播电视记者群体中从事报道的选题策划、综合性报道和专门性主题报道的人员分别占比为16.1%47.4%36.5%,呈现从决策层到实践层的“金字塔”结构,并与新闻从业者的职称和职位分布相呼应,广电记者群体中高级职称人员仅占10.5%,初级职称及未评职称的占61.9%;台领导、部门领导、科室主任的比例为12.6%,而记者、编辑、主持人、摄像等一线工作者则占86.7%。与此相对应的还有记者证的持有情况。调查显示,所有职位中,科室主任和部门领导及台领导持证率明显高于记者、编辑等职位的从业者,分别占比91.4%98.5%。相应的,职称越高,记者证持有率就越高:占比3.3%的拥有高级职称的从业者持证率达96.7%,占比10.5%的拥有中级职称的从业者持证率达89.5%,初级职称(71.9%)及尚未评定(44.5%)的又次之。值得一提的是,20141029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下发《关于在新闻网站核发新闻记者证的通知》,标志着全国新闻网站开始实施新闻记者证制度,是对网络新闻从业者职业的进一步规范。在媒体融合语境下,网络新闻从业者作为新闻从业者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其持证权的获取将有利于媒体融合过程中网络媒体运作的规范性与合法性,新闻网站需要建立质化量化结合的评价体系,设置经营部门和采编部门之间的“防火墙”,探索网站新闻报道的融合机制和表达形态10,才能更好地配合这一制度的推进,从而顺应和推进媒体融合发展。此外,以新闻报道题材分类而计,在专题报道中,负责社会(民生)新闻报道的占比最多,为26.3%,其次是时政新闻(17.2%)、经济/金融新闻(16.0%),而负责体育新闻、国际新闻和军事新闻的较少,合计不足5%

 我们或可认为,这些调查统计数据契合了我国现时广播电视新闻报道的运作规律和新闻内容的生产属性:当前我国广电媒体、特别是中央级广电媒体依然严格把关新闻生产内容,报道的选题策划多由部门领导及主编专门负责,普通记者通常不具有自由选择新闻报道主题的权利,从现今广电媒体整体的分工和运行模式上,记者的传统分工和职能依旧,并无太多改变。然而,伴随着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深度融合趋势,全媒体式的新闻报道势必要求内容生产适应多平台分发的实际,因此必然引发新闻生产方式的变革,进而促使记者群体的分工朝向新的整合。

 我国部分广电媒体已经开始建立“中央厨房”式的新闻生产模式,整合新闻采编和分发两大生产环节,在新闻中心编务会的统领下协调运作。以中央电视台为例,其“中央厨房式”采播系统可对新闻节目进行统一采集、制作、播出、分发,实现素材一次采集、多频道共享、多渠道分发。通过建设融合媒体素材库,实现电视和新媒体新闻编辑制作内容共享、共同使用;搭建电视和新媒体协同生产系统,增加诸如微信文章编辑、图片剪辑、H5模板库、数据类制作工具等;搭建新闻云生产体系,形成三级多数据中心、差异化素材提供的多级生产架构;采用私有云方式建设“中央厨房式”新闻共享云平台,并构建用户新闻上传平台(UGC系统)和面向生产的即时通讯系统11。这一全新的“集约化采集、即时化发布、多点化传播”的新闻传播体系12无疑将从根本上改写记者职业的分工与合作,在给媒体带来新的生机的同时,也给记者群体的生存发展带来巨大压力,因为在这个革新过程中,记者的分工将不再仅仅以新闻报道主题为前提,还需顾全报道角度、叙事技巧、发布平台等的综合性考虑。

 而今,新闻内容的分众化成为记者分工的前提,分工需契合媒体融合时代新闻内容生产的要求,特别是在“中央厨房”式的运作模式下,需要“通过合理地配置新闻资源在不同媒体平台的分布,实现对新闻全方位、多角度、多观点、立体化的报道,从而提高新闻资源的使用效率,扩大媒体的综合影响力。”13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在新闻信息高度同质化的时代,采集、编发独家新闻或深度报道,从而体现当下记者分工的价值。

3.记者群体的职业道德认知或有悖论

 新闻职业道德作为记者群体职业素养的重要内涵,既体现了一定的意识形态,也是记者群体职业行为的规范和自律的重要工具,同时还发挥着协调记者群体人际关系、媒体与社会关系等的作用。本次调查的数据显示,我国广电记者群体的职业道德意识强烈,86%的广电记者对职业道德的认同程度极高,认为“不论任何情况,记者必须遵守职业道德”,但从记者群体的年龄特征来看,21-30岁年龄段的记者更倾向于认同“新闻职业道德取决于具体情境”,即在具体的行为选择方面有所权衡,并不是非此即彼,而是有所取舍的境况,这一方面反映出年轻记者在道德立场上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在某种程度上认可新闻伦理道德的变通性,另一方面,或也说明年轻记者观念较为开放多元,思维方式更灵活,受到传统观念的约束较少,而受社会流行价值观影响较多,对一些敏感的社会问题和新闻事件的把握度不同于年长的记者。

 近些年来,对记者采访行为的合理性的争论,尤其是记者在履行职业责任和参与社会化过程中引发的道德争议颇多。本次调查显示,记者群体认为,在某些情形下主动淡化不利于政府或其政策的新闻以及“暗访”等两种行为是正当的,统计均值分别为3.523.49(中间值为3)。对于前者而言,在一些特殊语境中,新闻报道甚至可以牺牲部分职业道德,来换取政府形象的积极塑造,以安定人心和构建和谐的社会秩序,亦即基于政治利益以及最大限度地维护政权和社会稳定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或允许有悖新闻传播的规律和原则。对此,记者群体在这些方面的认知并不趋同,但总体上还是比较认可的;而对于“暗访”,受访者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新闻采访手段,是记者在正当情况下无法获取报道所需的信息时采取的权宜之计,尽管“暗访”面临道德的和法律的双重考问。例如,就“《南方都市报》记者卧底高考事件”,有学者从新闻专业主义角度分析当事记者行为有违新闻法规,属伦理道德缺失和价值取向失衡14,也有学者则对照《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评价该事件中记者并未“通过合法途径和方式获取新闻素材”15。由此看来,虽然“暗访”或涉道德和法律争议的风险,而成为目的合理性和过程合法性的争议焦点所在,却仍为部分记者所采用,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记者群体职业道德认知的悖论。此外,新闻界历来普遍争议的新闻道德和社会伦理的矛盾也屡见不鲜,记者所具有的职业人士和普通公民的双重身份,在面对“先救人还是先采访”的两难问题时,不免需要考虑价值排序,当以人为本。因此,记者的采访报道工作往往应优先考虑社会伦理。

 但是,在当下中国,社会对于记者群体的认知或已发生较大的变化,新闻媒体人已成为“最不受待见”的五大职业之一,比例高达40.8%16。这不仅与新闻界本身的工作强度有关,更与新闻媒体人的职业伦理道德滑坡趋势密切相关。比如,对于接受采访对象的礼酬、未经同意使用私人文件(如信件、音像等)等行为,部分从业者在一定程度上对此类明显违反新闻道德的行为还存在一定的认可度(统计均值仍大于1)。在近年的新闻职业道德研究中,有偿新闻和假新闻等现象被频繁提及和探讨,但行业内的潜规则一直盛行。记者的“车马费”、“辛苦费”等灰色收入逐渐成了行业内部默认的“合理”收入,不仅地方媒体普遍存在此类现象,一些中央级媒体从业者对此也欣然受之。有偿新闻不仅有损新闻的客观性、真实性原则,而且对媒体公信力产生极大危害。随着一些媒体经营管理市场化的纵深发展,来自经济场域的渗入使得部分媒体从业者趋利避害,在经济利益诱惑下丧失了新闻职业道德感,借记者身份和媒体权力为他人“代言”。另外,对采访对象隐私的保护近年来也不断引发热议,从“姚贝娜事件”到灾难新闻中对受害者亲属的采访,一些记者打着真实报道的名义罔顾他人隐私和情感创伤,为获取第一手资料而变得冷血无情。诸如此类现象,仍值得业界反思。

4.记者群体新闻价值观和自身角色认知呈多元化

 作为职业共同体,记者群体的大多数成员自然会在不同维度分享价值判断,即使这些判断或出现多元取向,这是因为,作为社会特定类型角色,记者群体成员的角色认知及其彼此之间的稳定关系和互动,受到社会结构抽象规范模式的制约,因此,认同和分享共同的价值规范关乎维持记者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借用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的学说,记者群体作为“功能性亚体系”,在整体社会结构中,与其他亚体系之间价值存在一致性和冲突性,生成了回应社会体系功的多元化。

 传统新闻生产秉持的真实性、时效性和贴近性等原则,将新近的变动的事实客观呈现给社会,是对新闻本质的价值坚守。在此基础上,媒介生态环境的变化带动了新闻内容生产运作模式本身的改变,进而对新闻记者的职业价值观产生影响。《全国广播电视新闻人才现状调查》(2015年)显示,记者对独家性、显著性、轰动性的新闻价值认可度仅次于真实性、时效性和贴近性,这一新闻价值取向体现出媒体融合时代,尽管有新闻的分众化和多平台展示等消费诉求,但记者群体仍然注重独家新闻报道的追求,仍然坚持对新闻事件的持续性、全方位关注,以专业主义的态度深挖表面现象背后隐藏的新闻价值。

 此外,互联网及新兴媒体因素对记者的新闻价值观和角色认知影响程度加深,来自新闻自身规律的压力、媒体内部及同行的压力、受众的压力都在加强,新闻从业者对此亦有清醒的意识。社交媒体中的信息是互联网权力的载体,网络本身形成的话语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强大的权力主体,“是一种基于各种资源的不平等的权力结构,是一种具有强大的控制性的技术社会体系。”17由互联网引发的媒介事件层出不穷,正面负面信息相互掺杂,各种假新闻的病毒式传播以及媒体盲目跟风的现象也屡见不鲜,这些都显示出网络话语场对新闻的强大影响。另外,突发事件报道的时效性是一个新闻从业者专业素养以及所依托媒体的自身品质的试金石,越来越多的媒体在应对突发事件的报道时,从议程设置到危机公关,显示出越来越明确的改革方向。媒体自身生存和外部竞争是媒体融合时代必须面临的重要课题,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之间不是零和关系,也不能采取简单照搬的转型模式。媒体的生存竞争是建立在服务受众基础上以“内容为王”为原则的合理竞争,而不是以非理性化和低俗化手段诱取受众。在分众化趋势中,新闻报道的优质性和独家性理应成为媒体和新闻人的主要选择,从而在受众至上的媒体语境下形成新闻话语的自主建构,一方面应对媒体之间的残酷竞争,另一方面接受自媒体即“用户生成内容”的挑战,秉持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在媒介环境鱼龙混杂中成为脱陈出新者。正如李希光所说:“在今天这个信息时代、网络时代和多元时代的出现,我们的社会出现了许许多多的不同声音,我们无法只听到一种声音。越来越多的人要发表意见。但是,哪一种声音是准确的?哪一种声音更接近事实的真相?而这种声音需要受过训练的记者来发出。”18

 对新闻价值的认同还与记者自身的社会角色认知密切相关,新闻社会学意义上的记者群体,既是信息的传播者,又是社会活动家,记者在其个人社会化和职业群体社会化的过程中,自觉地建立一系列角色认知,在与社会整体结构及其他功能性亚体系的互动过程中,建构了一个自觉的半开放性社会角色。之所以半开放性,是因为这一角色既有来自新闻界内部的规范,又有来自社会和记者自身对角色的把握和期待。本次调查表明,中国广电记者对如实报道新闻、做公正冷静的旁观者以及解析新闻事件的认同度最高;平衡地反映多方观点、帮助人们理解国家大政方针、监督政府及其官员、助力国家发展、提供文化娱乐等则体现来自国家、社会及记者群体对记者社会角色的外在期待。此外,调查还表明,在当前媒介生态环境中,记者社会角色的认知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发散性,多元化语境和话语权力主体的增多,都使得社会活动“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趋势明显,媒体已从过去单纯地服从政治话语,转变为以服务政治话语为主、兼顾其他权力话语的运作方式;商业利益驱动下的市场化运作也使媒体走下传统神坛,顺从市各色各样的利润诱惑和权力控制,媒体社会功能的发挥受到经济力量的制约;而新兴媒体的崛起在深刻改变媒介环境的同时,解构了新闻场域原有的垄断性话语权,传统的专业新闻生产受到公民新闻运动的极大挑战,新闻内容消费者分众化趋势日益明显。在政治、市场和技术的三重作用下,传播话语权力圈重新生成,所幸的是,记者群体对此的认识较为清醒,并未高估新形势下的职业功能和角色定位。

(二)中国记者的社会生成

 记者群体的社会生成关乎个人及群体社会化的过程,记者本身的主体性的建构经历了与社会不同层面互动的过程。个人在成为职业记者前后,这种互动都不间断地作用于记者角色本身的建构性确认之中。考察中国记者的社会生成以及之后对社会的反作用,或应首先以记者的个人社会化过程为起点,从家庭背景和教育背景两个角度切入,探究个人在成为记者之前对其价值判断形成、社会资源利用和社会意识建构等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

1.教育背景:高学历与多学科相结合

 教育是个人社会化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环节之一,尽管人天生对教育就具有某种抵触情绪。记者的社会属性及其与社会的天然而特殊的联系,决定了个人在成为记者的过程中教育的重要意义。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和专业学科培养的科学化发展,我国记者的学历普遍提高,学科背景不断丰富。本次调查显示,我国新闻从业者的学历以本科为主,占比76.8%,硕士及以上占比16.9%,较之1997年类似调查的统计数据(我国新闻工作者中拥有大学本科学历的人占53.3%,获硕士、博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的人占6.2%,合计59.5%19),记者受高等教育的程度普遍而明显提升。

 伴随我国广电记者学历的整体性提高,另一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记者群体中具有新闻传播学专业教育背景者逾半数,比例达51.6% (相比于199730.6%20的比例有显著提升),似乎表明了新闻教育的普遍性和特质,新闻传播专业教育成为向广播电视新闻行业输送人才的主力军。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广播电视媒体在内的传媒业发展迅猛,新闻传播专业成为高校并轨扩招的热门选择。据中国教育部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提供的资讯,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大陆开设新闻传播学专业的高等院校多达1080所,从教育资源上为我国新闻事业的人才输送提供了保障。另据《中国传媒大学2015届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签约就业的本科毕业生中,有59.94%进入传媒类机构,其中签约广播电视媒体、平面媒体和出版发行三个传统媒体领域的毕业生占比达39.46%,签约网络等新兴媒体的本科毕业生达22.07%21,亦从侧面印证了本次调查的结果。与此同时,随着传媒业态的新现象不断涌现,媒体就业市场对专业知识的需求呈现细化而多元的特征,许多开设新闻传播课程的高校适时调整学科布局,在一级学科之下增设了不同的专业方向,体现出新闻传播学科专业化建设对全媒体型、专家型人才需求的时代要求(例如,中国传媒大学在数据新闻报道实验班有益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于2015年秋季,率先在全国正式开设新闻学专业数据新闻报道方向,占据了数字化媒体时代发展的学术前沿;又如,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等先后开设了横跨新闻与财经、与国政、与法律等学科的专业)。

 此外,本次调查结果还表明,我国广电记者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科背景依次为文学(18.1%)、艺术学(11.5%)、经济学(11.1%)、外语(8.5%)和理工学科(7.0%)。

 事实上,记者高等教育背景的多元化在不断地再生产和复现同一职业结构,以确保新闻业的稳定运行的同时,又不断吸纳新的知识要素使职业结构不断变革和完善,以适应社会转型和媒介生态变化对新闻业的新要求。当前中国的新闻教育已经基本从纯粹的新闻史论和新闻实务教学过渡到新闻传播知识与多学科知识的有机结合,朝向培养既懂新闻传播、又懂新兴媒介技术、还具备国际视野和相关专门知识的全媒体型、专家型人才。而基于传媒生态的演进,新闻业吸纳多学科背景的人才,不仅回应记者职业群体社会化建构的需要,也符合新闻内容专业生产的市场期待,有利于全面、深刻、透彻地反映和解析社会生活不同领域的变化,规避新闻内容的扁平化生产,帮助公众正确认知外部世界。

2.社会出身:自由的职业选择

 记者在其个人社会化的过程中,除了遗传因子,家庭的影响因子无疑发挥着基础而重要的作用。家庭作为一种制度性单位结构,维系着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也象征着社会伦理的基本规范,并在维持社会的稳定、均衡和变迁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涵盖性爱、母爱、父爱等特殊情感关系的家庭教育是个人成长的起点,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对一些价值(如自由等)的体验首先来自家庭。在核心家庭或主干家庭的内部结构中,代际间的纵向关系和同代间的横向关系对记者个人的社会化、尤其是记者个人的社会意识形成,都起到决定性影响。

 如今,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差异日益显著,阶层流动和固化作为矛盾二重性并存于社会生态中,中国传统的“家国同构”社会模式被现代社会所冲破,代际间的社会阶层不再遵循传统乡土社会中的“社会继替”模式,而呈现为多元共存的样态。在分工日益繁复细化的当代社会,家庭教育观和职业选择观相对自由,个人社会化日益取决于社会结构变动产生的需求以及从业者自身的兴趣,而非传统的代际相传。

 本次调查显示,我国广电记者群体的父母职业中,只有6.4%的父亲和3.4%的母亲是新闻工作者,而父亲从事除新闻工作者以外的专业技术工作以及在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工作的比例合计达48.8%,母亲从事同样工作的比例也达43.8%。可见,父母的职业构成对子女是否成为记者并无直接影响。但是,调查也发现,农、林、牧、渔、水利业家庭出身和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家庭出身的记者比例亦相当低。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变迁或转型,家庭观念出现淡化的趋势,作为家庭关系核心的婚姻关系,也产生不同程度的裂变。据我国民政部提供的数据,2003年以来,我国离婚率已连续12年呈递增状态22。现代社会舆论不仅对离婚持普遍的宽容态度,而且对婚姻的期望值也逐步增高,晚婚甚至不婚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不过,离婚现象在记者群体中似乎并不明显,此次调查显示,我国记者群体离异的比例仅为2.7%,已婚记者占68.4%,单身人士为28.4%,其中21-30岁的单身人士占20%,这与国外记者群体的甚高的离异率、不婚率和不生育率形成鲜明的反差。究其原因,中国记者群体经受的职场压力或尚未达到影响家庭婚姻关系的程度。

三、中国记者的工作状态分析

若从社会学层面对记者工作状态进行考察,主要涉及记者社会角色和分工的三个关键词:职业满意度、职业压力以及职业流动状况,三者之间不仅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还共同勾勒出记者群体的从业心态。

(一)职业满意度:更在于精神层面

 记者作为一种职业,也表征了作为信息传播者稳定从事新闻报道专业工作的劳动者角色。

 对职业角色的认知和满意度评价直接与记者的工作状态有关。本次调查表明,我国记者群体对于职业工作精神性层面的满意度高于物质性层面,具体体现在对自身工作环境(包括同事关系和主管领导的能力)的评价较高,对新闻业的整体感观(包括职业成就感、职业的社会影响、媒体品牌和工作的主观能动性)较为满意。

 一般而言,新闻媒体作为社会组织整体系统的子系统,肩负新闻报道和舆论导向的使命和责任,是现代社会议程建构的重要一环。传媒本身的社会存在感和自我评价都比较正向,而记者的个体意义又通过媒体放大到整个社会,如“第四等级”或“无冕之王”、“意见领袖”、“社会公器”等,舆论对传媒社会实践的正面评价加深了记者群体对自身社会角色的认同度。加之,不同媒体的存在理由也由于社会转型而呈现多元,已从纯粹的意识形态工具,发展成社会服务性主体,既面向主流政治,也面向市场和消费者,真正朝党性和人民性统一的方向发展。随着顶层设计一再强调“遵循新闻传播规律”,传媒主体性以及记者工作自主性逐渐增强,一方面,得益于新闻职业分工专门化,记者群体工作的合作性远大于冲突性,媒体融合的成功与否更是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记者群体内部的粘合度;另一方面,媒体机构内部的竞争远远小于媒体之间或媒体与社会其他机构的竞争和冲突。这些因素显然也都作用于记者群体对职业满意度的判定。

 对于新闻职业的自我评价,我国记者群体满意度较低的原因主要在于工作时间的弹性、专业进修和培训机会、劳动报酬所得、生活福利待遇和职业升迁空间等,这与历次类似的调查结果亦相吻合。例如,早在18年前进行的一次调查就显示,我国新闻从业者对“学习新知识的机会”、“报酬收入”、“福利待遇”以及“提拔和晋升职称的机会”满意度较低(对这些评价指标表示“不太满意”或“非常不满意”者分别占到被访者总数的三成左右)23。又如,两年前的一项调查也再次显示,网络新闻从业者“工作报酬收入”和“福利待遇”的满意度并不高(分别为2.382.46,中值为3),对“升迁机会”、“工作时间的弹性”及“考核制度”的满意度也均低于中值3(分别为2.552.632.7024。多年来调查所得结果相似,说明我国新闻传播职场长期存在的问题依旧,至今仍未得到根本解决,新闻业的绩效薪酬和升迁机制存在的普遍性问题,迟早将会影响记者的职业热情。就目前而言,记者群体对职业较高的认同感与对劳动薪酬、生活福利及职业升迁机会的满意度极不相匹配,换言之,记者群体对社交需要(良好的人际关系、团体和组织的接纳)和成就需要(个人特长发挥的组织环境等)的满意度较高,而对生存需要(薪酬、福利)、安全需要(职业保障等)和尊重需要(人事考核、晋升制度、选拔制度)等的满意度较低。对于这些指标满意度的心理落差,可能的解释或在于记者职业的责任与回报之间关系的失衡,缘由也许是来自记者群体遭遇的多重职业压力。

(二)职业压力:媒体融合中的多场域施压

 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社会在转型时自然会引发其各种结构上的变化,而媒体作为嗅觉灵敏的社会现象观察者、记录者和讲述者,时刻紧盯时代的风向标。而受到社会变革驱动的当下中国媒体结构演进,将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演绎成为总的趋势,身处这一竞合过程中的记者群体,面对使命与压力共存,理想与现实并置的逻辑语境。因而,记者群体遭遇的职业压力来自政治、市场、技术诸方面,既有物质层面的,也有精神层面的,既有个体层面的也有集体层面的,涵盖了从劳动薪酬到职业归属感,从个人职业发展到所在媒体的发展前景,从新闻价值判断到新闻报道的自主性,从影响新闻工作的因素到新闻职业道德认同,从个人教育背景到信息传播新技术的应用等专业实践活动的不同方面。

 从调查问卷的反馈信息不难看出,我国广电记者群体的工作时间和强度普遍超乎寻常,根据1995325日颁布的国务院令第174号(《国务院关于修改〈国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的决定》)之第三条规定:“职工每日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40小时”,然而,我国广电记者群体近八成(77.4%)的工作时长超过国家法定的劳动时间。本次调查结果表明,以职位计,广电媒体管理层和一线的新闻采编人员的工作强度最大,91%的部门领导及台领导、85.8%的记者、81.3%的科室主任和78.6%电视摄像每周工作时长超过40小时;以媒体级别计,省会广电台和地市级广电台的记者群体的工作强度超过国家级媒体。这一方面与是目前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所致,另一方面,也与媒体从业者、尤其是媒体主管的法制概念欠强有关(例如,一些媒体主管甚至以记者工作“每周工作七天无休、白天加黑夜”的节奏为自豪,全然不知这种理念已违反了劳动法),而记者群体对此或敢怒不敢言,或以超时工作为常态,不懂得用法律维权。

 与记者群体超时工作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薪酬的不对称。本次调查发现,我国广电记者群体薪酬月入在5000元以下和50008000元的从业者比例,分别为38.2%35.4%,一万元以上的只占9.7%。记者群体薪酬的差异还体现在不同的地区之间,北京、江苏、浙江等发达地区的媒体人员收入普遍高于其他地区,而级别越高的媒体,其薪酬水平也越高。总体看来,记者群体的薪酬水平与媒体级别和所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但薪酬与工作强度及职业成就感之间的不平衡,以及薪酬与媒体经营收入的增长之间的不成比例,加大了记者群体承受的的职业压力,或成为近期传媒离职潮的主因之一。相关问题已引起我国最高领导人的重视,2016219日召开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言及媒体人才培养时,明确要求“对新闻舆论工作者在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大胆使用、生活上真诚关心、待遇上及时保障”。

 我国记者群体的职业压力还与媒体的发展前景关系密切,记者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总是将自身的发展与所属的媒体组织和结构的发展相关联,这既是人的社会本能,也是职业群体发展的需要。如果广电记者对媒体的未来及其对个人职业发展的影响心存忧虑的话,无疑会增添职业压力。传统媒体面临的危机和转型、新兴媒体内容的优质和原创以及与传统媒体版权合作的困境,给媒体融合的探索期的记者职业生存与发展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加剧了记者群体某些成员的焦虑感,继续坚守新闻理想还是寻求职业转型,成为记者无法回避的日常考量。

 此外,来自政治、商业和技术场域的权力干预和挑战,一定程度上也转化为记者群体面对的压力和挑战,主要表现为上级新闻舆论主管部门和媒体领导层和的干预、市场经济语境中媒体增加创收、新型媒介技术的考验等。在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看来 ,“现实就是关系的。”25 广电记者通过新闻实践与整个社会发生关系,报道的自主性除了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外部因素的规制,同时也受新闻传播自身规律的以及记者个人因素的制约。

 本次调查显示,记者群体在新闻主题的选择方面自主性最低,这表明权利话语的影响因子最为活跃,议程建构过程中政治意识形态主导的公共政策议程的作用显然大于媒体议程和舆论议程的作用。

 信息传播新技术的飞速发展迫使传统媒体寻求转型,适应媒体融合的趋势,成为记者群体必须努力的方向。此外,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其对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全面渗透,令媒体高层在管理媒体新闻内容生产时,亦将商业利益驱动作为趋利避害的动因,在经营利润的诱惑下每每借记者的社会身份和媒体权力寻租,有偿新闻等不断考验记者群体的道德底线。另一值得关注的现象是,伴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特别是近几年人工智能(AI)在媒体领域的渗透,行业生态正在悄然变化。今日头条头条实验室研发的AI机器人“张小明”在奥运期间,6天之内便生成超过200篇简讯和资讯,《南方都市报》写稿机器人“小南”也在2017年春运期间崭露头角。而在此之前,国内已有诸如新华社的“快笔小新”、腾讯公司的“Dreamwriter”和第一财经的“DT稿王”等第一代写稿机器人问世。人工智能与传媒行业的融合既是科技发展的必然成果,也是媒体发展的大势所趋。AI这把双刃剑在未来会给媒体行业带来怎样的变革还未可知,然而毫无疑问,就其积极的一面而言,它对于减轻记者报道的职业压力有所裨益,对于新闻的时效性也是一把利器;而就其消极一面来讲,其对于记者行业存在的必要性也是一种挑战,有人甚至质疑AI全面进入传媒行业是否会使记者这一职业濒临死亡。

 总的来说,来自社会不同场域的压力有形无形地作用于记者的身心,应对来自媒体内外部的压力和挑战,成为记者群体无法回避的尖锐问题。无论是职业压力还是职业满意度,最终都将无法回避对记者群体的职业流动的讨论。

(三)社会流动:观望犹疑中的人才外流

 在社会学的维度上,职业流动属于一种社会流动,是实现社会结构、社会关系调整的主要手段,也是个人改变职业意向,获取社会地位、财富和声望的必要通道。在当今中国社会急剧发展变革中,社会流动已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之于记者群体,媒体内部或外部的水平流动、垂直流动或结构性流动,都是市场经济规律作用下人才配置开放和多元的体现,但其中也不乏因媒体结构性或体制性弊病以及新兴市场供求导致的媒体人才外流。

 本次调查显示,仅在一家新闻媒体工作过的广电记者逾七成,达73.1%,为两家媒体工作过的记者占比不足二成(18.0%),而为三家及以上媒体工作过的比例仅为8.5%,其中女性记者只有在一家媒体工作经历的比例(76.9%)高于男性(69.4%7.5个百分点,媒体领导层及编辑职位的流动性低于其他职位。1997年时,中国大陆新闻工作者在当前单位工作的平均年资为10.7年,其中在所在单位工作年限超过11年(含11年)者高达42.1%,而同一时期香港新闻工作者的平均年资为7.7年,为同一个媒体服务的平均年限仅3262010年时,我国新闻从业人员平均年资为8.66年,46.9%的从业者具有至少在两家或者两家以上的媒体工作过的经历27;次年,一项研究报告显示,中国调查记者平均从事新闻工作8年,但有40%的受访记者已“不打算继续”从事调查报道,30%则表示“不确定”是否继续28;《中国网络新闻从业者生存状况调查报告》(2013年)揭示,近八成(79.8%)的网络新闻业者的职业时长在10年以内,间超过10年的仅为6.7%29。历次调查、研究呈现出不同结果,与传媒生态的演变和社会转型有关。在市场经济发展初期,新闻业市场化程度不高,媒体多为事业性质,薪酬和福利待遇相对较好,记者的职业意识和职业选择趋稳,因此,选择在一家媒体稳定工作的记者比率较高。随着市场机制进入媒体运营,人才制度由事业编制逐渐向合同聘用制过渡,先前新闻业的“铁饭碗”不再,个人的择业自主性提升,记者职业的传统稳定性发生动摇。同时,影响着新闻界的职业流动的因素还有不同属性的媒介吸引力,有研究指出,报纸、电台和电视台等传统媒体从业者流动性较小,而杂志和网站从业者的流动性较大30。实际上,伴随数字网络媒体业的发展,新兴媒体对传统媒体人才的吸引力和争夺日渐增强,一时间,传统媒体人才流向新兴媒体蔚然成风。

 本次调查还表明,广电记者群体中,有近半数(48%)“不清楚”五年后是否继续在目前所在的媒体工作,而明确表示仍会继续在目前所在媒体工作的记者比例为40.7%。从职位上看,有66.7%的媒体部门领导和台领导中更愿意五年后继续留在所在媒体工作,另外,只有三分之一强(38.3%)的广电记者愿意将新闻工作当作终身职业,17.4%表示“不会”,而多数(44.3%)受访记者对此的态度不甚明朗,在此方面,电视摄像(18.2%)、记者(31.1%)、编辑(38.0%)选择新闻业作为终身职业的比例,大大低于媒体部门领导及台领导(65.2%)以及科室主任(48.8%)。记者对职业流动所持的犹疑态度,不仅反映出记者群体对传媒发展的观望心理,更是记者个人面对当前媒介生态变革中错综复杂的业态和职业发展预期而产生的信念飘忽的体现。以央视离职潮为例,有学者认为,传统媒体体制机制不畅是导致人才流失的内因:供职广电媒体的从业人员有体制内外之分,“体制外”的新人由于职业进阶成长通道不畅,在工资、职务、职称等方面只能享受“二级公民”的待遇,自然对广电媒体缺乏认同感和归属感31

 然而,正如新闻学界和业界对待传统媒体“日薄西山”说的审慎批判态度,传统媒体出现的离职潮现象或属记者群体正常的社会流动,符合“人尽其用”的市场规律,未必就应被过度解读为传统媒体的整体式微,不过这一现象倒可以给媒体人事制度改革敲响了警钟。在因循人才流动规律的同时,打破传媒机构内封闭的人事权力机制,构建记者群体平等的工作关系,在提升业务能力、增加晋升机会、和保障生活待遇等方面提供充分的希望,以期在市场竞争中依靠媒体自身的魅力吸引和保持媒体人才优势,从而使记者群体产生发自内心的归属感,真正有效地做好新闻舆论工作。

四、中国记者的生活状态扫描

 记者的生活状态和文化消费习惯既是个体社会化和群体社会化的重要内容,一定程度上也影响记者价值观的形成。

 现代文化消费主义理论认为,“文化消费的基本功能在于能够创造意义,从而制造与维系了社会关系。”32记者不仅作为公民意义上的个人进行文化消费,而且也以媒体从业者的职业身份与社会发生勾连,这两个方面的相互影响和制约,共同完善了记者作为文化消费主体的社会角色。本次调查对中国记者群体的阅读行为、网络使用习惯及包括健身、聚餐和观影娱乐等在内的业余文化生活进行了统计和分析,认为中国记者群体虽然在业余生活及精神娱乐层面的消费相对单薄,在阅读这一知识消费层面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相比有一定差距,但其互联网消费习惯业已呈现出多种样态。

 互联网的普及为文化消费提供了强有力的中介,互联网消费逐渐成为消费主体的优先选择。《全国广播电视新闻人才现状调查》(2015年)显示,40.7%的受访者每周上网时间在25小时以上,而且与年龄成反比,即记者年龄越大,上网时长越短;但与学历和收入成正比,受教育程度和收入越高,上网时长亦越长。我国记者群体的互联网消费目的主要集中在信息、购物、社交及娱乐等四个方面,其所占比重依次递减(可多重选项):记者群体利用网络“获取新闻”的需求占96.4%、“检索信息”占87.5%、“学习知识”为71.9%、“观看视频”为67.1%,这几项的比例均高于“网上购物”(55.4%)和“使用社交网站/社交工具”(47.6%),而对“网络音乐”(25.5%)、“网络游戏”(12.1%)和“网络小说”(9.5%)的消费目的明显较低。《中国网络新闻从业者生存状况调查报告》(2013年)表明,网络和社交媒体给网络新闻从业者带来的最大便利,是获取背景资料和补充报道素材33。同时,寻找新闻线索、关注新闻人物、促进受众互动、增进同行交流等的使用比例都已达到九成以上34,这些结论与本次调查相契合。

 作为知识分子的记者,其角色建构不仅表现在社会教育的灌输,更重要的是其对社会化过程的自觉性。新闻社会学认为记者的“继社会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包括记者的思想观念社会化、行为规范社会化、角色能力社会化等35。阅读作为个人社会化的一种方式,主要通过知识的汲取完善个人意识和能力,对记者来说尤其如此。据2010年至2014年的中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成年人图书阅读率由52.3%上升至58.0%,成年人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由4.25本增至4.5636。尽管如此,与境外阅读量相比差距尤大,来自2008年德国法兰克福书展提供的数据表明,近1/3德国人每年阅读18本书以上,家庭藏书量最高的也是德国,高达30037。有学者对中国大陆、台湾地区以及美国的阅读行为作对比发现,同一时段内,中国大陆地区的图书阅读均量仅为4.39本,而台湾地区则为26.5本,美国为1238。我国记者群体的阅读习惯极不乐观,虽然接近半数(48.6%)的记者能保证每月至少读一本书,但仍有42.9%的被访者只维持在每年阅读一、两本或五、六本书,少数记者(8.5%)甚至表示没有时间读书。值得重视的是,记者群体中职称越高、学历越高,读书的数量反而更少,而超量的工作时长也在客观上缩减了记者读书的时间和精力。因而,作为知识分子的记者除了在专业水准方面提升能力之外,在阅读方面仍有需要提升的空间,这也是记者“继社会化”的必然要求。

 娱乐性文化消费作为职业工作的休闲消遣补充,是记者人格建构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但我国记者群体的业余文化生活相对简单,娱乐性消费相对较少,超过六成(60.1%)的记者每周仅健身1次(甚至不能保证),相对而言,记者群体观看电影的频率稍高,每月至少看1次电影的记者占54%,然半数半以上(55.8%)的中国记者观看话剧、音乐会等演出的频率甚低。中国记者群体文化娱乐消费稍显薄弱的原因,既与多重职业压力密切相关,或多或少也反映出中国记者群体普遍存在的过分看重职业生活而忽视业余文娱生活的价值取向。

 透视中国记者的文化消费习惯,不难看出职业活动在记者的社会生活中所占据的支配地位,职业定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记者的生活。但是,记者首先是与普通公民无二的自然人,具有与其他职业者相同而普遍的社会属性,业余生活所显现的习惯和方式为职业生活所固化未必是值得肯定的。

 对中国记者群体而言,网络在生活中的作用与记者的职责密切相关,更多地被视为获取信息的途径和学习的工具,同时由于互联网释放了大量的话语空间,对新闻舆论至为敏感的记者更倾向于谨言慎行。95%以上的新闻从业者利用网络来获取新闻,仅不足三成(26.9%)的记者会在网络上“发表意见”。职业身份的特殊性使得记者在公共空间的话语行为也具有了特殊性,记者的网络表达除了被视为个人观点之外,还在一定程度上被认作代表了所在媒体的立场。这一语境中,记者群体的职业成分往往大于其作为普通公民的成分,在话语的传播中,受众自然而然将其视为媒体公权力的代言人而非普通的发声者。2008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记者博客中有关新闻信息性的内容对新闻真实性的遵守度为69.6%,对准确性的遵守度为56.6%,公平性为56.5%,客观性只有51.3%39。另一项记者博客研究认为,记者由于其职业敏感度和分析能力较之普通民众较强,因此其博客具备了哈贝马斯意义上的“公共领域”的条件,从而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自律基准机制,其中既有公私划界问题、对理性的绝对要求,也有对关注度诉求与互动性之间矛盾的考量40

 其实,记者个人也是生活的切身体验者,观察、记录、报道他者的生活也就是记者自身的生活,职业与个人风格已融为一体。记者的特殊角色使得记者被戴上无数光环,却也受到诸多批评。无论如何,记者对生活价值的追求和把握,对生活理想和信念的坚守,与其职业价值观和理想道德是融为一体的。2014年这中国记者节倡导的“好记者讲好故事”理念,便传递出中国记者“以导向为灵魂,以真实为生命,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责任担当。

 在媒体融合与媒体转型的风口浪尖,我国多数记者能够处理好业余生活与职业生活之间的冲突,将职业理想的担当融入到生活的价值追求中,表现出较强的抗压能力和坚定的生活信念。

五、结语

 实际上,记者群体的社会角色是公众对特定地位上的人的行为期待,而记者的个人角色则是自觉地赋予自己一定的责任、义务和担当的体现,因此,是一种主动的、积极的自我建构。

 本文的实证研究基于《2015年全国广播电视新闻人才现状调查》的数据,认为记者在社会结构中扮演着重要而特殊的角色,作为新闻传播的主体,其年轻化趋势加强,女性的性别优势由隐至显;在职业类型的多样性上,记者的职责划分更加细化,并且随着媒体融合发展的时代要求而有所整合;记者的职业道德感普遍增强,在具体工作情境中能够灵活而有所取舍;随着社会环境的复杂变化,我国记者既能够坚持新闻的本质,也体现出新闻价值观的多元,并由此带来角色认知的多样性,丰富了记者的主体性。

 从社会生成层面看,我国记者群体的学历普遍提高,学科背景日益多元并以新闻传播学专业为主。决定记者社会角色的家庭因素正逐渐减弱,父母辈的职业选择与记者自身的职业选择已无多大关联,“子承父业”的社会继替传统不复存在。而我国记者的婚姻关系相对稳定,离婚率较低,而单身率较高,其影响因素主要是记者的工作性质和状态。

 我国记者对于职业工作的精神性层面满意度高于物质性层面,具体体现在对自身工作环境包括同事关系和主管领导的能力的评价较高,对新闻业的整体感观包括职业成就感、职业的社会影响、媒体品牌和工作的主观能动性较为满意;而对工作时间弹性、进修和培训机会、报酬收入、福利待遇和升值空间等回报性因素满意度较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媒体融合在曲折中前进的过程中记者面临职业收入等内部因素和经济、政治场域等外部因素的压力,工作强度大,收入不乐观,且须应对权力话语的规约和新技术的挑战。基于以上因素,记者的职业信念有所松动,职业流动频繁,媒体面对人才的外流,需要加快自身体制机制改革,吸引和保留更多人才。

 纵观记者群体的生活状态,可知记者面对较大的工作压力,其文化消费趋于保守,业余生活与职业生活密切相关,职业追求与生活理想同构。互联网消费行为倾向于信息消费、购物消费,社交消费和娱乐消费较少;读书时间和读书量较少,健身、聚会和观看演出、电影的频率较低。

 在媒体融合与转型的趋势和语境中,记者作为社会结构中信息传播者的重要角色,理应成为新闻学界和业界持续观照的群体。从社会学视角对记者社会分层、工作状态和生活状况的分析,有助于理解和把握当下媒介环境中记者的群体特征,从而为整个行业生态提供有益的借鉴。

1本论文属于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广播电视新闻人才发展战略研究——以媒介融合为背景》阶段性成果。

2邓绍根:《新闻界关于“记者”一词的探源纷争——兼与李开军同志商榷》,《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10期。

3李开军:《“记者”一词在中国的出现和使用》,《国际新闻界》,2007年第1期。

4杨中兴:《“记者”称呼的由来》,《新闻爱好者》,2004年第1期。

5美国人类学家、耶鲁大学教授桑奈(W. G. Sunner),What Social Classes Owe to Each OtherNew YorkHarper and Bros., 1877.

6喻国明:《中国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意识与职业道德》,《新闻记者》,1998年第3期。

7张志安,沈菲:《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报告》,《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1年第10期。

8唐克龙:《中国专业新闻研究:理论与实务》,新华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9肖峰:《名记者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63页。

10参见张志安、武茜:《网络新闻的专业化:问题与建议——从新闻网站核发记者证说起》,《青年记者》2014年第34期,第20-21页。

11《打造“中央厨房式”系统 全面支撑媒体融合》,http://www.cctv.com/2016/04/16/ARTI1C8Zok0FZTLYjKEOQAnk160416.shtml2016-4-16

12参见陈韵强、赵亚光:《中央厨房:媒体融合视域下城市广电的新闻生产体制建设》,《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15年第10期。

13石长顺:《融合新闻学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6页。

14李小华,张付伟:《由记者卧底高考反思新闻专业主义与职业法理道德》,《中国出版》,2015年第20期。

15陈力丹:《新闻从业者对职业道德的无知和淡漠令人愕然——对照<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谈近期几起新闻伦理事件》,《新闻记者》,2015年第8期。

162013年职场婚恋观深度调查》,http://www.hongniang.com/zt/2013zchlgdc/2016-01-27

17段伟文:《网络空间的伦理反思》,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4页。

18李希光:《转型中的新闻学》,南方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140页。

19喻国明:《中国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意识与职业道德》,《新闻记者》,1998年第3期。

20喻国明:《中国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意识与职业道德》,《新闻记者》,1998年第3期。

21《中国传媒大学2015届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http://img01.cuctv.com/M00/4C/87/cR9ARlaLhtXe75IsACJ50CepLzY969.pdf2016-01-27

22《民政部发布2014年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mca.gov.cn/article/zwgk/mzyw/201506/20150600832371.shtml2016-01-27

23喻国明:《中国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意识与职业道德》,《新闻记者》,1998年第3期。

24周葆华,谢欣阳,寇志红:《网络新闻从业者的基本构成与工作状况——“中国网络新闻从业者生存状况调查报告”之一》,《新闻记者》,2014年第1期。

25(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3页。

26喻国明:《中国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意识与职业道德》,《新闻记者》,1998年第3期。

27苏林森:《新闻从业者职业流动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新闻界》,2012年第2期。

28张志安,沈菲:《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报告》,《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1年第10期。

29周葆华,谢欣阳,寇志红:《网络新闻从业者的基本构成与工作状况——“中国网络新闻从业者生存状况调查报告”之一》,《新闻记者》,2014年第1期。

30苏林森:《新闻从业者职业流动状况及其影响因素》,《新闻界》,2012年第2期。

31尤道远:《城市广电人才队伍建设的困境与对策——由央视离职潮引发的思考》,《南方电视学刊》,2015年第5期。

32戴元光,邱宝林:《当代文化消费与先进文化发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页。

33周葆华,胡叶楠,寇志红:《网络新闻从业者的媒介使用——“中国网络新闻从业者生存状况调查报告”之三》,《新闻记者》,2014年第3期。

34周葆华,胡叶楠,寇志红:《网络新闻从业者的媒介使用——“中国网络新闻从业者生存状况调查报告”之三》,《新闻记者》,2014年第3期。

35程世寿,胡继明:《新闻社会学概论》,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88页。

36吴尚之:《十年阅读开创新局面,全民参与点亮中国梦》,《中国出版》,2015年第24期。

37赵丹,李新宇:《近现代德国阅读文化发展概况》,《电子世界》,2013年第6期。

38宓永迪:《大陆、台湾和美国阅读行为比较、解读与思考》,《图书馆》,2014年第6期。

39庞艳杰:《中国大陆记者博客发展现状调查》,汕头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

40曹怡:《新闻改革背景下的中国大陆地区记者博客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


全国广播电视新闻从业者调查报告()

研究背景与研究方法


丁迈 董光宇

(中国传媒大学)


摘要:研究采用定量研究方法,以经济发展水平、广电机构从业人数、媒体创收收入等指标对全国31各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进行聚类分层,并在不同层级地区间进行PPS抽样,确定抽样地区及区域媒体。最终在全国范围内抽取了22家广播电视新闻单位,能够代表不同地区、层级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媒体行业发展。研究以自陈问卷为工具,对1170名从业者进行了全面详细的调研,调研内容涵盖我国广播电视新闻从业者的群体构成、从业现状、职业理想与职业素养、职业道德观及文化消费方式等各个方面,全面描绘当前我国广电新闻从业者的群体画像,以期为其他相关研究提供全面、科学、准确的基础性数据支持。

关键词:广电新闻从业者;聚类分析;PPS抽样


一、研究背景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在我国新闻传播研究领域,出现了以新闻从业者为研究对象的实证研究,表明新闻传播研究开始通过社会调查的方式关注传播行为的主体层面,描绘从业者的个体发展现状和生存状态,其主要使用的调研方法是自陈问卷。颇为有趣的是,这一研究最初是从女性新闻工作者这一特殊群体开始的。《中国女新闻工作者的现状与发展调查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96)作为最早的调查研究之一,将研究对象聚焦于占据新闻队伍约三分之一的女性工作者,对比了这一群体中男性与女性在学历、工作年限、报道领域、晋升机会、收入和工作满意度等各个层面上的不同。在研究内容上,基本确定了今后新闻从业者研究的大体范围。同一时期内的其他调查研究则主要关注新闻职业道德层面,如《新闻职业道德现状调查》(<当代新闻职业道德>编写组,1996)和《我国新闻工作者职业意识与职业道德调查报告》(喻国明,1998)等 ,可见新闻职业道德一直以来都是研究者与从业者最为关心的问题。

2000-2009年,有关新闻从业者的研究不仅获得了数量上的激增,研究范围也明显扩大,表现在实证研究中,关注领域扩展至专业程度、工作满意度、角色认知、身心健康等问题,并且多以社会转型期为大背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复旦大学陆晔、俞卫东于2002年对上海新闻从业者进行的全面调查,除问卷外,研究还辅以访谈的方式获取更为生动细节的研究资料。最终的研究成果体现为6份调查报告,涵盖了传媒人的职业状况、职业理想、媒介观与伦理观、媒介使用以及新闻生产的影响因素和新闻教育等各方面问题。这6份报告内容全面、分析严谨、研究方法科学,在新闻从业者研究领域内具备较高的参考价值,但上海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大都市,很难代表其他地区新闻工作者的状态,因此研究在地域方面颇具局限性,难以在研究结果上进行比对和参考。

2010年以来,职业道德和新闻专业主义仍然处于研究的中心,但更多研究将背景置于新兴媒体环境下,并且开始出现关注网络新闻从业者的研究。例如,复旦大学周葆华、龚萌菡和寇志红(2014)曾针对网络新闻从业者进行生存状况调查,考察了网络新闻工作者的构成、工作状况、职业意识、自主性及媒介使用等问题。这一研究也说明,随着人们新闻获取方式的转变,网络新闻的繁盛发展扩展了原有的新闻行业布局,研究者开始重视新兴领域内加入的新型从业者,开始将网络新闻工作者纳入研究范围之内。

  然而,通过过往研究可以看出,截至目前为止,我国并不存在一个全国性的、全面涵盖新闻从业者工作与生活的调查。而在新兴媒体和自媒体蓬勃发展的今天,由于不同媒介的新闻工作者在工作方式上的巨大差异,力图在一次调研中囊括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新闻工作者已经具备较大难度,因此本次研究将聚焦于广播电视新闻从业者的从业现状和生活状态。之所以选择广播电视作为学术切入点,是基于如下思路:其一,较之报刊业面临危机的境遇,我国广电媒体虽受压力,但仍然表现出强劲的稳定性。《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报告2014》(广电蓝皮书)数据显示,截止2013年底,广播、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分别达到97.79%98.42%2013年广电总收入超过3000亿元。《2012转型期中国传媒公信力报告》(北京师范大学传播效果实验室)亦表明,虽然新媒体公信力上升明显,但电视、报纸仍具有优势一;其二,相对于其他媒体,广播电视新闻工作者的社会知名度及其对舆论影响力更强。

    因此,本次研究作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中国广播电视新闻人才发展战略研究——以媒介融合为背景》的第一个子课题,将聚焦于媒体融合背景下,广播电视新闻媒体从业者的人才构成、从业现状、职业素养及文化消费方式,力图全面描绘当前我国广电新闻从业者的群体画像,为广电新闻人才发展战略研究提供全面、科学、准确的基础性数据支持,并为其他相关研究提供有价值的数据参考。

二、研究方法

 本次调研采用定量研究方法,以经济发展水平、广电机构从业人数、媒体创收收入等指标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进行聚类,并在不同类别地区间进行PPS抽样,从而确定区域媒体。

 调研以自陈问卷为工具,课题组成员赴各省市,将问卷交予各媒体新闻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其中包括中心主任、总编、台领导等),新闻工作者在完成问卷的填答后,再由广电机构专人回收,课题组成员带回,或直接邮寄。平均每个机构的填答时间为3个工作日至2周不等。调查时间为20154月至20157月。

 本次调查拟发放问卷1220份,预期精度达到95%的置信度,最大误差不超过3%

1.抽样设计

 本次抽样针对国内广播电视播出机构,样本分为国家级、省级(直辖市级)、地级市共三级。其中省一级区划的抽取使用相关的统计指标,聚类后进行分层抽取;地市一级采用连带法,在抽取到的省级地区中随机抽取一地级市。

    由于各地区在广播电视新闻事业发展水平上并不一致,因此第一步使用相关统计指标,对31个地区进行聚类。其中,直辖市在经济和广播电视新闻事业发展上相对其他省、自治区差别较大,为避免对聚类结果产生干扰,将直辖市单独归类,不参与聚类。

    经过筛选,使用5个指标对目标地区进行聚类,指标基本可以描绘对应地区的广播电视新闻业发展状况,数据情况及来源见下表:

 1 聚类指标一览

指标

时间区间

来源

地区生产总值(GDP

20122014三年平均

国家统计局

广播电视机构从业人员数目

2014

广电蓝皮书(2014

创收收入

2014

广电蓝皮书(2014

编辑记者人数

2014

广电蓝皮书(2014

资产总额

2014

广电蓝皮书(2014

    聚类后,省份被分为三类,三类城市各组间在统计指标上具有显著性差异,计入不参与聚类的直辖市,共为四层(见表2)。

 2聚类结果一览

分类

第一类

第二类

第三类

没有参与聚类

类目

 河北省

 浙江省

 河南省

 湖北省

 湖南省

四川省

 山西省

 内蒙古自治区

 辽宁省

 吉林省

 黑龙江省

 安徽省

 福建省

 江西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海南省

 贵州省

 云南省

 西藏自治区

 陕西省

 甘肃省

 青海省

 宁夏回族自治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江苏省

 山东省

广东省

 北京市

 天津市

 上海市

重庆市

计数

6

18

3

4

占比

19.35%

58.06%

10.00%

12.90%

 预计抽取的省份为8个,通过各省份数量占比进行计算,并在各类别中随机抽取省份,最终预计各层入样结果如下表:



 3聚类及抽样结果

分类

第一类

第二类

第三类

第四类

预计抽样数目

2

4

1

1

入样区域

 浙江省

四川省

 福建省

 陕西省

 贵州省

黑龙江省

江苏省

北京市

    根据聚类结果,本次调查将抽取以下广播电视机构,拟发放1220份问卷,符合抽样精度要求,具体抽样结果如下:

国家级: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预计18060×3)个样本;

省级广播电视机构:北京、江苏、浙江、四川、福建、陕西、贵州、黑龙江,预计48060×8)个样本;

市级广播电视机构(省会):南京、杭州、成都、福州、西安、贵阳、哈尔滨,预计35050×7)个样本;

地市级广播电视机构:无锡、湖州、绵阳、泉州、咸阳、遵义、呼兰,预计21030×7)个样本。

  1. 研究工具

    本次调研以自陈问卷为工具,引进翻译于包括45个国家参与在内的全球记者调查项目(Worlds of Journalism Study),并对问卷内容进行了本土化修改,主要涉及职业压力、职业流动、职业满意度、新闻工作的影响因子、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角色、新闻伦理、个人文化行为、人口统计指标等几大部分。数据分析主要以SPSS 22.0 为工具,分析方法包括频数分析、均值计算、卡方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配对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和因子分析等。其中,量表类题目采用因子分析提取主成分之后再与其余人口变量进行交叉分析。

  1. 加权说明

    调查实际共发出问卷1474份,回收有效问卷1170份。由于不可控制的原因,最终样本的收集情况与抽样设计中的预期并不完全一致。为了保证问卷分析结果的代表性,有必要对样本进行加权,对其总体结构进行调整。

    在抽样设计阶段,已依据广播电视机构所在地区以及广播电视行政级别两个标准,对各层级样本数量进行了限定;因此,加权主要使用这两个指标进行操作。

    第一步,对所在地省份进行加权。

    按照抽样设计,以广播电视编辑记者人数为标准,可以得到如下加权结果(w1)。

 4比例依据1



编辑记者人数

期望比例

实际比例

权重

1

北京市

5642

13.45%

9.15%

1.47

2

福建省

3729

8.89%

12.58%

0.71

3

贵州省

3061

7.30%

10.40%

0.70

4

黑龙江省

4591

10.94%

13.83%

0.79

5

江苏省

8263

19.70%

10.81%

1.82

6

陕西省

4079

9.72%

12.58%

0.77

7

四川省

5017

11.96%

15.18%

0.79

8

浙江省

7566

18.04%

15.49%

1.16


合计

41948

1

100.00%


        第二步,针对广播电视机构行政级别进行加权,得到权重(w2)。

 5比例依据2


实际频次

抽样设计期望

期望比例

实际比例

权重

498

480

46.15%

51.77%

0.8915662650602

省会

245

350

33.65%

25.47%

1.3214285714286

地级市

219

210

20.19%

22.77%

0.8869863013699

合计

962

1040




    使用权重w1, w2对除国家级媒体以外的其他媒体进行加权。加权之后的样本结构更加符合抽样设计的样本结构,二者在分布上没有统计显著的差异(p<0.05)。

 6加权结果1 -地区间差异与卡方分析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期望百分比

期望频次

期望差距


北京

115

12.1

12.1

12.1

0.13

128.29

1.30

福建

90

9.4

9.4

21.5

0.09

84.79

0.29

贵州

62

6.5

6.5

28.1

0.07

69.60

0.74

黑龙江

113

11.8

11.8

39.9

0.11

104.40

0.64

江苏

197

20.6

20.6

60.5

0.20

187.89

0.43

陕西

100

10.5

10.5

71.0

0.10

92.75

0.61

四川

122

12.8

12.8

83.8

0.12

114.08

0.57

浙江

154

16.2

16.2

100.0

0.18

172.04

1.80

总计

954

100.0

100.0



卡方(df=7)

6.37


 7加权结果2-行政级别差异与卡方分析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期望百分比

期望频次

期望差距

省级(直辖市)

省会台

地级市台

总计

460

48.3

48.3

48.3

0.5

440.2

0.9

299

31.3

31.3

79.6

0.3

321.0

1.5

195

20.4

20.4

100.0

0.2

192.6

0.0

954

100.0

100.0



卡方(df=2)

2.50

    第三步,对国家级样本进行加权。

    调查共获得了来自国家级广播电视机构的208份问卷,约占总体样本的17.78%,略高于期望比例(14.75%)。依此可在之前加权的基础上对国家、非国家媒体样本进行加权,并进行样本量修正。最终修正结果如下:

 8加权结果-总体分布与卡方分析


频率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积百分比

期望百分比

期望频次

期望差距

国家级

173

14.8

14.8

14.8

0.1

172.6

0.00

省级(直辖市)

481

41.2

41.2

55.9

0.4

460.3

0.97

省会台

312

26.7

26.7

82.6

0.3

335.6

1.6

地级市台

203

17.4

17.4

100.0

0.2

201.4

0.02

总计

1170

100.0

100.0



卡方(df=3)

2.61

 最终的加权结果与预期结果没有统计显著的差异。本次研究的所有数据均为加权后计算获得。










参考文献:

  1. 丁迈,缑赫,董光宇:《全国广播电视新闻从业者调查报告》,中国发展出版社,20169月。

  2.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电蓝皮书》,20147月。

  3. 喻国明:《中国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意识与职业道德》,《新闻记者》,1998 年第 3 期。

  4. 国家统计局:2012~2014地区生产总值(GDP)。

  5. 国家统计局:《2015年国民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有好》,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601/t20160119_1306083.html20161月。

  6.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女新闻工作者的现状与发展调查报告》,《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年第2期。

  7.  《当代新闻职业道德》编写组:《新闻职业道德现状调查》,《新闻大学》,1996年第2期。

  8.  陆晔,俞卫东:《社会转型过程中传媒人职业状况——2002上海新闻从业者调查报告之一》,《新闻记者》,2003年第1期。

  9.  周葆华、谢欣阳、寇志红: 《网络新闻从业者的基本构成与工作状况——— “中国网络新闻从业者生存状况调查报告” 之一》, 《新闻记者》,2014 年第 1 期。

全国广播电视新闻从业者调查报告()

我国广电新闻从业者的群体构成


丁迈 缑赫 董光宇

(中国传媒大学)


摘要:研究在聚类分析的基础上将全国各地区划分为4类,并在各个类别内进行PPS抽样,最终收集了全国22家广播电视新闻单位1170名新闻工作从业者的自陈问卷,可以较好地代表全国广播电视新闻工作者的整体状况。本文将着重分析当前我国广播电视新闻从业者的群体构成,并对其学历、专业、家庭等背景方面进行分析。

关键词:广电新闻从业者;群体分析;背景分析


 研究最终在全国八个省、市、自治区内共发放问卷1220份问卷,最终回收有效问卷1170份,有效率95.9%。样本地区分布详见下表。

1  样本地区分布



百分比

北京

中国国广播

56

4.8%


中央人民广播

59

5.0%


中央电视

58

5.0%


北京人民广播

48

4.1%


北京电视

73

6.2%

广

57

4.9%


南京广

88

7.5%


广

61

5.2%

浙江

浙江广

113

9.6%


湖州广播电视

49

4.2%

福建

福建省广播影

23

2.0%


福州广播电视

44

3.8%


泉州广播电视

27

2.3%

江人民广播

59

5.0%


尔滨广播电视

59

5.0%

西

陕西广播电视

32

2.8%


西安广播电视

54

4.7%


咸阳市广播电视

18

1.5%

四川

四川广播电视

43

3.6%


成都市广播电视

63

5.4%


绵阳市广播电视

22

1.9%

贵州广播电视

38

3.2%


市广播电视

27

2.3%


1170

100.0%


一、广电新闻工作者的人口变量分析

 参与本次调查的被访者男女比例相当,女性为589人(50.9%),男性为569人(49.1%),女性略多于男性,但总体较为平衡;被访者年龄主要集中在40岁以下,尤以26-35岁年龄段居多。其中,记者与编辑的比例占7成,以记者为主体(4成以上);被访者平均从业年龄为10年,职称以初级和中级为主。

  1. 性别构成:男女比例相当

 参与此次调研的新闻从业者男女比例基本相当,女性为589人(50.9%), 男性为569人(49.1%),女性略多于男性,但总体较为平衡。可见,当前的新闻从业者队伍具有良好稳固的性别结构,女性与男性同样在各个新闻岗位上发挥作用。但交叉分析发现,不同职位上的性别分布有差异。


 1  不同职位上的性别分布

         如图1所示,各个职位上的男女分布相对均匀,个别岗位呈现差异。 编辑岗位女性(33.3%)是男性(17.0%)的近两倍。而在一些特殊职位上,女性仍然难以承担男性工作者的任务,表现最为明显的是摄像。本次调研中共56名摄像,仅1名女性。说明由于先天体力的差异,女性难以承担行业中的部分职位。此外,女性上升至领导层的比例也低于男性,但差异较小。


  1. 年龄构成:40岁以下年轻群体为主


 2  被访者的年龄分布

     如图所示,参与此次调研的新闻从业者总体相对年轻,40岁及以下人员占到82%。其中,31~35岁的人员在所有年龄段中比例最高,达到34.6%,其次为26~35岁,占比达到25.4%,而以46岁以上人群为最少,占比仅为6.3%,反映了当前广电新闻从业队伍的年轻化现状。其中最为年轻的是记者队伍,主要由35岁以下的年轻人构成。63.1%21-25岁的年轻人和58.8%26-30岁的年轻人,都处在记者岗位。随着年龄的增长,从事记者岗位的人数减少,而编辑岗位的人数却有相应的增长。

  1. 职位分布:以记者和编辑为主体

    被访者的职位主要集中在记者、编辑和主持人三大部分。其中记者数量占总人数的近一半(44.1%),编辑次之(25.1%),主持人再次之(12.7%),三类职位合计占八成左右(81.9%)。台领导(0.2%)、中心领导(1.6%)、部主任(4.5%)、科室主任(5.7%)和摄像(4.3%)等职位人数较少。因此为了便于交叉分析,在数据集中将台领导、中心领导和部主任进行了合并,统称为“部门领导及台领导”。

  1. 职称分布:初级职称者居多

    参与调查的新闻工作者中,拥有初级职称的占比最多,为40.3%。 其次是拥有中级职称的被访者,占比27.6%,尚未评定职称的有21.6%,高级职称的占比最少,占10.5%。与普遍的社会认知一样,职称主要与被访者的年龄层次有关(r=0.514, p=0.000)。

  1. 从业年龄:平均工作10.58

    在参与此次调研的新闻从业者中,从业年龄最小的仅1年,最大的达到40年,所有被访者的平均从业年龄为10.58年。其中,从业年龄在10-20年(不含20年)的比例最高,达到40.8%20年以上比例最低。从业年龄在5年以上的占全部样本的79.1%,说明本次调研的参与者都具有较长时间的从业经验。

二、我国广播电视新闻从业者的背景分析

  参与本次调查的广电新闻从业者以本科学历为主(76.8%)。其中,新闻传播专业出身的占一半以上。被访者中已婚人士近七成,单身者以26-35岁为主。被访者父母的职业集中于专业技术人员和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等行业,从事新闻行业的极少。

  1. 受教育程度:近八成具有本科学历,但地区差异较大

     当前我国广电新闻从业者的受教育程度以本科为主,占比近八成(76.8%),其次为硕士及以上,占比16.9%,大专及以下的比例不足一成(6.2%),说明大部分广电新闻从业者都具备良好的教育背景。

  然而不同地区和不同媒体级别间,存在显著差异。相较于其他地区,北京地区的从业者硕士及以上学历占比较多(30.9%);随着媒体级别(国家级、省级、省会台、地级市台)的下降,大专及以下学历的比例增加;同样,在抽样划分的四类地区之间,一类地区(浙、川)与三类地区(苏)从业者的硕士及以上比例也高于二类地区(闽、陕、贵、黑),但是低于四类地区(京)。说明从业者的受教育程度与地区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同其他行业一样,人才流动以经济发展为导向,弱势地区很难留住高学历的新闻从业者。

  1. 学科背景构成:新闻传播专业为主,其他学科多样化发展

    如图所示,在所有被访者中,新闻传播学专业出身的记者占比达到51.7%,超过总人数的一半。可见,新闻传播学教育为广电新闻行业输出了大量人才。尽管如此,广电领域新闻从业者的学科构成也极为多样。较为值得注意的是文学(18.1%)、艺术学(11.5%)、经济学(11.1%)、外语(8.5%)和理工学科(7.0%)五类。此外还包括法学、社会学、教育学、历史学、哲学、医学、农学和军事学等各个学科。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一些被访者存在两个甚至两个以上的学科背景,因此该题目作为多选题,各个百分比加总的结果大于100.0%



3  被访者父母职业分布

    新闻行业往往被视为入行门槛较低的职业,任何具有其他学科背景的人才在不经过专业训练的情况下,都有可能进入新闻行业。这充分说明当前的新闻人才培养在新闻专业主义教育上还存在较大的进步空间,如何让新闻专业出身的从业者明显优于非专业出身者,是今后新闻教育应当慎思的重要命题。同时,以文学为主的其他学科能够在行业内占据一定比例,也显示了其他学科的培养内容可能对新闻教育存在借鉴意义。

  1. 婚姻状况:26.2%35岁以下被访者保持单身



4  被访者婚姻状况分布

    在被访者当中,已婚人士占比最多,达到68.2%,单身人士其次,占比28.6%,离异人士(2.7%)和其他类(0.5%)占比极低。其中,单身人群的年龄主要在35岁以下(26.2%),这与当前社会普遍的存在的晚婚现象相一致。该行业单身人群主要集中于2630岁的阶段,且男女比例相当,女性(53.7%)略多于男性(44.9%)。此外,还有6.4%2125岁及6.1%3135岁的被访者保持单身。

  1. 父母的职业背景



5  被访者父母职业分布


  家庭是影响个体发展最重要的系统,父母所从事的职业对于子女的职业选择可能具有一定的影响。调研结果显示,我国广电新闻工作者的父母职业主要集中于“除了新闻工作者以外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等行业。此外,母亲作为“家庭主妇”也占据较大比例,达到17.9%。相比之下,父母从事新闻工作的被访者很少,其中父亲为新闻工作者的仅占6.0%,母亲为3.1%。说明子女的职业选择具有更加多样化的发展方向,而非遵循父母的既有路线。

三、结论与讨论

    总体来说,我国广播电视新闻工作者的年龄结构较为平衡,基本处于五五开的状态;40岁以下的年轻从业者占据了主体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工作队伍呈现年轻化。其中,记者与编辑的比例占7成,以记者为主体(4成以上);平均从业年龄较长10年,但职称以初级和中级为主。

1997年,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在全国记者协会内部进行了一次较大的抽样调查,被访对象主要来自报社、广播电台、电视台和通讯社。抽样地区主要包括北京、江苏、山东、河南、湖南、福建、广东、甘肃、黑龙江和四川等地区。可以说在样本来源上与本次调查有着较大的相似性和可比性,通过历史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16年中我国新闻从业者的一些变化。

  1. 女性新闻工作者的比例大幅增长

1997年我国女性新闻工作者比例仅为32.9%,而本次调研中女性的比例则超过了男性,达到50.9%,与男性新闻工作者平分秋色。然而在特定岗位上,仍存在性别的限制,例如本次调研中共有56名摄像人员,仅1人为女性;而在编辑岗位上,女性的比例则是男性的近两倍。

  1. 新闻工作者的学历明显提高

1997年具有本科学历的被访者占53.3%,而本次调研中本科学历的被访者则达到了76.8%,硕士及以上学历为16.9%,也高于1997年的6.2%

  1. 毕业于新闻传播学专业的从业者比例明显提高

  参与1997年调查的新闻从业者当中仅有30.6%的被访者毕业于新闻传播学专业,而本次调查中的比例则达到了51.7%,说明在日益专业化的社会分工当中,新闻传播学的专业化教育受到了更大的认可,新闻传播教育培养了更多的专业人才。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整体教育水平提高的,我国广电新闻工作者的整体素质较从前有了较大的提升,主要表现在学历和专业水平的提高。同时,女性工作者比例的大幅增加,也体现了女性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的提高,除一些先天差异外,女性工作者同男性一样,在各个岗位上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1. 丁迈,缑赫,董光宇:《全国广播电视新闻从业者调查报告》,中国发展出版社,20169月。

  2. 喻国明:《中国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意识与职业道德》,《新闻记者》,1998 年第 3 期。

  3.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女新闻工作者的现状与发展调查报告》,《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年第2期。


全国广播电视新闻从业者调查报告()

我国广电新闻从业者的从业现状


丁迈 缑赫 董光宇

(中国传媒大学)


摘要:为了解当前我国广电新闻从业者的从业现状,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调研:记者证的持有状况、新闻报道的职责划分、工作强度(包括每周工作时长和每周发稿数量、选题会的参与)、职业流动、职业压力和职业满意度。并通过人口统计变量进行交叉分析和比对 。

  研究发现,我国广播电视新闻从业者的从业现状并不理想,存在个别地区记者拥有记者证的比例过低,工作时间过长且与收入分配不相符,职业压力较大和满意度较低等主要问题。

关键词:广电新闻从业者;职业流动;职业压力;职业满意度

 对当前广电新闻工作者进行的从业现状进行全面扫描,是本次研究的重中之重。它可以为我们全面描绘当前从业者的工作状态及其对工作的态度。通过这些现状与人口统计变量的交叉分析,不仅可以在被访者群体细分的情况下获得更为详细的数据,为更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提供可以借鉴的数据基础,也可以反映人口变量作为影响因素之一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一、记者证的持有状况

近三成被访者未持有记者证,具有新闻传播专业背景的被访者持证比例更高。

 参与此次调研的新闻工作者中共有1154人回答了是否持有记者证的问题。其中,73.5%的被访者持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发的记者证,26.5%并未持有记者证,几乎所有被访机构都存在不少新闻工作者没有记者证的状况。其中,摄像人员(63%)与主持人(65.1%)的持证比例最低。持证与否还与被访者的年龄、学历、学科背景和所在地区有关。


  1. 年龄差异

    卡方检验发现,是否持有记者证在不同年龄阶段上存在显著差异(p=0.000)。总体而言,持证比例高于未持证的比例,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持证比例越来越高。21-25岁被访者中,没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记者证的比例高于持证的比例,其原因可能是这部分记者刚刚走出校门进入采编岗位,尚未拿到记者证。31-35岁持证人数的百分比大幅跃升至近80%,到46-50岁阶段持证的比例高达94.3%。而51岁及以上群体持证比例下降可能是由于年龄原因,他们已经较少参与一线工作,但持证比例依然达到72.7%

  1. 学历差异

    卡方检验发现,不同学历的被访者在是否持有记者证上存在显著差异(p=0.000)。学历越高,拥有记者证的比例也越高,其中硕士及以上学历的被访者拥有记者证的比例超过80%

  1. 学科背景差异

    卡方检验发现,是否具有新闻传播背景的被访者在是否持有记者证上存在显著差异(p=0.000)。数据显示,具有新闻传播学背景的被访者拥有记者证的比例略高于非新闻传播学背景的被访者,推测有新闻传播学背景的受访者可能更多的从事一线采编的工作,因此持有记者证的比例也略高。

  1. 地区差异


1  被访者地区与持证情况分布

    如图所示,不同地区的被访者在是否持有记者证上也存在显著差异(p=0.000)。绝大部分地区记者拥有记者证的比例均大幅高于没有记者证的比例,其中北京、福建、四川三地的持证比例均高于80%,江苏为75.1%,浙江、黑龙江、陕西的比例在六成以上,但贵州地区的持证比例较低,不足总体的一半(43.9%)。

二、新闻报道的职责划分

负责民生新闻报道的队伍最为庞大。

    参与此次调研的广电新闻工作者当中共有1044人回答了报道职责的问题。其中,负责综合性报道的人占到总人数的近一半(47.4%),其次是负责专门报道某一主题(36.5%),负责选题策划的比例为16.1%。在“专门报道某一主题”的新闻工作者中,负责社会(民生)新闻报道的占比最多,为26.3%;其次是时政新闻(17.2%)、经济/金融新闻(16%)、科教文卫新闻(9.7%)和法律新闻(7.1%);而负责体育新闻、国际新闻和军事新闻的较少,合计不足5%;此外,还有19%的被访者选择了“其他”。这说明,民生新闻作为与普通受众日常生活最密切相关的新闻类别,其驳杂的内容也使得其报道队伍最为庞大。

三、每周工作时长

近八成被访者工作时长超过劳动法规定,且工作强度与收入不相符。

    根据我国2015年修订的劳动法,以40小时(平均每周工作5天,每天8小时)为基准,问卷设置了5个工作时段,小于40小时,40小时,40-48小时,48-56小时以及56小时以上。其中,40-48小时代表每周超过基准工作时长0-1天,48-56小时表示超过每周基准工作总天数1-2天,而56小时以上表示平均一周工作7天,平均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


2 被访者每周工作时长


   结果显示,被访者每周工作时长为40小时以下的比例最小,仅为6.0%;合理工作40小时的比例仅为16.6%。近八成(77.4%)广电新闻工作者的工作时长超过劳动法的规定。其中超出不足一天的比例最高,为34.7%,另有近两成(18.3%)的广电新闻工作者每周工作时长超过56小时,工作时间过长。

    被访者的工作时长主要性别、职位、媒体级别和学科背景相关等因素相关。

  1. 性别差异


3性别与被访者每周工作时长的分布

 卡方检验发现,不同性别被访者在每周工作时长上存在显著差异(p=0.000)。总体来说,无论男性女性,每周工作“40-48小时”的人数占比都是最多的,且女性比例(39.4%)高于男性(29.3%)。相对而言,男性被访者的周工作时间长于女性,每周工作超过56小时以上的男性比例(24.4%)比女性(12.9%)高出近一倍。

  1. 职位差异

 卡方检验发现,不同职位被访者在每周工作时长上存在显著差异(p=0.000)。其中,摄像、记者和部门领导及台领导每周工作超过56小时以上的比例最高,均超过了25%,而超过48小时以上的职位中,这三个职位也位居前列,其中摄像57.2%,部门领导及台领导56.8%,记者53%,说明这三个职位中有一半以上的被访者工作时长超过每周基准工作总天数1-2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91%的部门领导及台领导、85.8%的记者、81.3%的科室主任和78.6%摄像每周工作时长超过40小时,显示领导和一线采编人员的工作强度偏大。


  1. 媒体级别差异


4  媒体级别与被访者每周工作时长的分布

   卡方检验发现,不同媒体级别的被访者在每周工作时长上存在显著差异(p=0.002),省级(直辖市)媒体的工作时长最长。每周工作时长在40小时及以内的以国家级媒体从业者最多,超过30%,省会台为24.8%,地级市台比例最低,为18.2%。国家级媒体中超过48小时的比例为38.8%,省级(直辖市)媒体比例达到47.7%,地市级媒体44.8%,省会台为35.8%。数据反映,国家级媒体广电新闻工作者每周的工作时长相比另外三级媒体可能略短,其次为省会台,而省级台和地级市台工作强度则相对较大。

  1. 学科背景差异

 数据显示,有无新闻传播学科背景和工作时长也有一定关系(p=0.024)。其中,非新闻专业的新闻工作者选择每周工作40小时及以下的人数占比将近三成。而在每周工作超过48小时以上的人群中,有新闻专业背景的新闻工作者占到近46%。可能由于有新闻传播学专业背景的工作者大多从事一线采编工作,而这类工作需要更大的时间和精力,因此每周工作实际较长。

  1. 收入差异

   如图5所示,被访者月收入主要集中在5000元以下及5001-8000元这两个范围内,收入低于8000元的从业者占比达到73.6%。收入在8001-11000元的比例为16.7%,而仅有不到10%的从业者收入可以达到11001元以上。


5 被访者收入分布

  斯皮尔曼相关分析发现(见表1),收入与年龄、职称、最高学历、播出机构行政级别之间存在显著性统计关系;年龄越大、职称越高、学历越高、播出机构行政级别越高,收入就越高,而工作时间与收入的相关系数仅为0.057,工作时间长短并不影响收入的高低。也就是说,更多的时间付出并不意味着更多的工资收入,工作时间与劳动所得不相符。

1 职称、年龄、学历、机构行政级别与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职称

年龄

播出机构

行政级别

最高学历

Spearman

相关分析

收入

相关系数

.337**

.237**

.390**

.237**

Sig.(双侧)

.000

.000

.000

.000

N

1292

1294

1294

1291

 此外,收入情况主要受地区差异影响。


6 被访者收入的地区差异


 如图6所示,北京市、江苏省的广电新闻工作者收入情况最为乐观,收入低于5000元以下的比例远远低于其它省份,分别为9.0%15.6%,而黑龙江、福建、四川等地的广电新闻从业者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比例均超过了60%;北京地区收入过万的比例也最高(21.7%),其次为江苏(10.6%)和浙江(8.2%)。

四、每周发稿数量与选题会参与情况


7 被访者每周发稿数量分布

 共有1112位受访者回答了该问题,其中,有358位被访者的工作不涉及发稿(占总样本量的32.2%),故此题样本总数为754人。从每周发稿数量来看,发稿数量主要集中于每周4-7条(23.2%),其次为8-11条,占比15.9%,发稿12-15条的最少,为6.4%


8被访者每周参加新闻选题会的频率分布

 共有1161位受访者回答了参加选题会频率的问题。如图8所示,每周参加1次选题会的受访者比例最高,达到31.7%,其余频率比例相当。其中,每周参加5次及以上的媒体人占到16.6%,而从不参加选题会的广电新闻工作者亦达到了15%

 进一步分析发现,男性比女性更多的参与新闻选题会;而从职位来看,科室主任、部门领导和台领导参会更加频繁,这两个职位每周参加2-4次、每周5次以上的比例之和高达60%-70%,显示出他们对于选题工作的重视;记者和编辑参与的比例也较高,主持人则相对较少参与选题。而其它影响因素则包括年龄、职称和播出机构行政级别。

五、职业流动

    调查数据显示,被访者的职业流动并不高,超过七成(73.1%)的广电新闻工作者只为一家新闻媒体工作过,为两家媒体工作过的新闻工作者占比不足二成(18.0%),而为三家及以上媒体工作过的比例仅为8.5%

  1. 性别差异

  职业流动与性别有关,男性的职业流动高于女性。女性一直在同一家媒体中工作的比例高出男性7.5个百分点,比例高达76.9%,而在2家、3家及以上单位中工作的比例则分别低于男性3.93.7个百分点。说明女性广电新闻从业者更不倾向于更换工作单位,更注重生活的稳定性。

  1. 职位差异

     卡方检验发现,不同职位的被访者在其所工作过的媒体数量上存在显著性差异(p=0.011)。其中,编辑、科室主任和部门领导及台领导在1家单位中工作的比例高于其它职位,较之这三个岗位,记者和摄像虽然为1家单位工作的比例略低,但为2家单位工作的比例却较高,表明记者和摄像虽然有流动但仍然相对比较稳定。

 相比较之下,主持人为3家以上单位工作的比例最高,而为1家单位工作的比例最低,说明这一职位的流动性高于其它职位。推测其中的原因,一方面可能这一职位确实存在一定的流动性,另一方面同时也存在这样一种可能,那就是主持人兼任几个栏目,或者协助其他单位工作,导致选择3家以上的比例略高。

六、职业压力

被访者职业压力主要来自行政因素和工作前景。

  为测量广电新闻工作者压力来源,研究分别从政治、经济、管理、技术及个体心理等层面设计了五级里克特量表(其中,5表示压力非常大,1表示没有压力)。

  从均值结果来看(详见图10),几乎所有项目都会对新闻从业者产生压力。其中,“所在媒体的发展前景”、“报酬和收入”及“领导的做法和观念”为平均分最高的三项;“个人职业发展”、“新型媒体技术”与“上级主管部门的干预”得分也较高。相对而言,“市场部门带来的压力”与“同事间的竞争”压力较小。


9职业压力来源

 通过因子分析,可将上述压力来源归纳为3个因子,解释了总变差的约66%,解释度良好。这三个方面包括:工作前景、竞争机制和行政因素。

2 因子分析-旋转后的成分矩阵a


组件

1

2

3

个人职业发展

.790



所在媒体的发展前景

.776



归属感

.734



所在媒体的经营状况

.700



报酬和收入

.640



市场部门带来的压力


.809


同事间的竞争


.758


新型媒体技术


.722


单位的工作考核


.514


领导的做法和观念



.883

上级主管部门的干预



.880





提取方法:主成份分析。

 旋转方法:Kaiser 标准化最大方差法。

a. 旋转在 5 次迭代后已收敛。

 其中,行政因素对被访者造成了最大的压力,均值达到3.68;工作前景造成的压力也较大(3.63),相比之下,来自于市场、同事、新技术与考核等方面的竞争机制(3.35)带来的压力较小。从不同人口变量信息来看,男性被访者感受到的压力要高于女性被访者,而这种差异在行政因素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均值差距达到0.31

  1. 性别差异


10性别与职业压力来源

    如图所示,无论在任何一个职业压力因子上,男性所感受到的压力都远高于女性,其中行政因素为男性受访者带来的压力最大,均值达到3.84,远高于女性;而女性对于工作前景方面的压力则与行政因素相当。

    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不同性别的新闻工作者在各个压力因子上的差异都存在统计上的显著性。具体来说,男性在压力来源的三个因子上(工作前景、竞争机制和行政因素)均有相对更高的值,也就是说,男性新闻工作者普遍比女性新闻工作者感受到了更多的工作压力,这种压力在行政因素上最为明显(均值差距达到0.31)。

  1. 从业年龄差异

 如下表所示,不同从业年龄的新闻工作者群体对于“工作前景”和“竞争机制”两个方面所感受到的压力有差异,这种差异具有统计上的意义,而在行政因素上感受到的压力差异则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

3 从业年龄与职业压力来源上的多重比较

因变量

(I) 从业年数

(J) 从业年数

平均差 (I-J)

标准 错误

显著性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工作前景

10-20

5年以下

.16*

.06

.01

.04

.28

5-10

.07

.06

.23

-.04

.18

20年及以上

.19*

.07

.01

.05

.33

竞争机制

10-20

5年以下

.24*

.06

.00

.12

.36

5-10

.12*

.06

.03

.01

.23

20年及以上

.06

.07

.39

-.08

.20

*. 均值差的显著性水平为 0.05

 分组比较来看,从业年龄在10-20年的新闻工作者相对感受到了更大的压力,而5年以下工作经验的新闻工作者相对感受到的压力更小。考虑到从业年龄在10-20年的新闻工作者,更多地是31-40岁的青年人,可以推测,他们可能面对相对更大的生计压力,而使得他们在工作中感受到相对大的压力。

七、职业满意度

回报因子的满意度较低。


11职业因素满意度

  如图11所示,被访者主要对自身工作环境(同事关系、主管领导能力),传媒事业的整体感受(职业成就、社会影响、媒体品牌与主观能动性)感到比较满意,均值水平在3以上;但对工作时间和回报性因素(收入、福利、升值空间)的满意度低于一般水平。

其中,与收入待遇相关的“福利待遇(2.54)”和“报酬收入(2.57)”排名倒数二三位,表明广电新闻工作者对于收入待遇并不满意;与此同时与工作时间相关的选项得分也偏低(2.58),这可能与前文提及的收入与工作时长不相符有关。

    相比较之下,广电新闻工作者对“同事关系”和“主管领导的能力”评分较高,说明总体上广电新闻媒体内同事之间的关系普遍较好,领导能力也得到大家的认可;同时,被访者对职业带来的成就感和社会影响也较为满意。

    对职业因素满意度部分进行试分析、剔除扰动因素后,对职业因素进行因子分析,最终得到的两个因子:一是包括报酬收入,福利待遇,工作时长,升职空间,进修、培训机会,工作时间的弹性等几个方面 “工作回报”因子,二是包括同事关系、职业的社会影响、职业的成就感、主管领导的能力、主观能动性等方面在内的 “工作处境”因子。

4因子分析-旋转后的成分矩阵a


组件

1

2

报酬收入

.868


福利待遇

.866


工作时长

.742


升职空间

.683


进修、培训机会

.603


工作时间的弹性

.516


同事关系


.753

职业的社会影响


.711

职业的成就感


.692

主管领导的能力


.687

主观能动性


.631




提取方法:主成份分析。

旋转方法:Kaiser 标准化最大方差法。

a. 旋转在 3 次迭代后已收敛。

    其中,被访者对工作处境相对满意,满意度均值达到3.43(满分为5),而对于工作回报的满意度低于一般水平,均值仅为2.61说明被访者认为自身的付出与所得并不相符,福利待遇、晋升空间和培训机会等方面尤待加强。

    职业满意度在不同性别、是否持有记者证、从业年龄和职称上存在显著差异。

  1. 性别差异

 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显示,在工作回报这一因子上,男性与女性的差异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p=0.03。尽管无论男女,对工作回报都略有不满,然而男性的不满意程度高于女性,这可能与男性在家庭和社会中往往被期待承担更多经济责任有关。而在工作处境方面,男性、女性新闻工作者并没有展现出统计上的显著的差异,说明不同性别的被访者对工作处境的满意程度相当。

  1. 持证差异

 均值比较发现,新闻工作者的持证情况也可能导致其职业满意度的不同。总体来说,持有记者证的被访者满意度更低。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显示,被访者是否持有记者证在“工作处境”这一因子的满意度上存在显著差异(p=0.03)。持有记者证的被访者对工作处境的满意度更低,可能由于持证记者对同事关系、职业的社会影响、职业的成就感、主管领导的能力、主观能动性等方面有更高的期待。

  1. 从业年龄差异

 方差分析显示,不同从业年龄的新闻工作者群体,在职业满意度的两个因子上均有显著性差异。近一步进行分组对比,可以看到,无论是对于工作回报,还是对于具体的工作处境,从业年龄更长的群体,相比从业年龄更短的群体,满意度要低。

  1. 职称差异

 方差分析显示,在工作回报方面,不同职称的新闻工作者群体之间不存在统计显著的差异,而在工作处境上显示出了显著性差异(p=0.05)。分组比较中,在工作处境上发现,相对尚未评定职称的新闻工作者来说,初级、中级职称的新闻工作者对“工作处境”因素的满意程度更低,差异显著。考虑到尚未评定职称的新闻工作者中,一部分可能是流动性相对较强的非在编记者,这可能影响到了这一群体对于工作处境的评价。

八、结论与讨论

  从以上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当前我国广播电视新闻从业者的从业现状并不理想,一是在规范层面,个别地区记者拥有记者证的比例过低;二是从业者工作时间过长,但其劳动付出却与收入分配不相符;三是职业压力较大;四是满意度较低,尤其表现在对工资回报方面的不满意。

    在这一节的讨论部分,我们依然将此次调研的数据和1997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在全国记者协会内部调研所得数据进行比对。

  1. 报道领域发生重大变化

1997年的调研结果显示,从事经济新闻报道的队伍最为庞大,比例达到19%;而本次调研中,36.5%的被访者负责专一主题的报道,其中占比最高的是民生新闻(26.3%),经济新闻报道的比例为16%,这体现了当前新闻传播领域对于民生新闻的重视。

  1. 新闻工作者收入明显提高,但存在相对意义上的下降

1997年全国新闻工作者平均月收入为1137元,本次调研对收入问题采用了分段制提问,采用组中值估算,平均收入为6452元,是1997年的5.67倍(注:两次调研样本均来自于地级市以上媒体,县级媒体未被考虑在内)。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97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160元(每月430元),新闻工作者的月收入是全国城镇居民平均水平的2.64倍;201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195元(每月2600元),新闻工作者的收入则为城镇平均水平的2.48倍,存在相对意义上的下降。













参考文献:

  1. 丁迈,缑赫,董光宇:《全国广播电视新闻从业者调查报告》,中国发展出版社,20169月。

  2. 喻国明:《中国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意识与职业道德》,《新闻记者》,1998 年第 3 期。

  3. 国家统计局:1997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http://data.stats.gov.cn/search.htm?s=1997年城镇居民


全国广播电视新闻从业者调查报告()

我国广电新闻从业者的职业理想与职业素养


丁迈  缑赫 董光宇

(中国传媒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考察了当前我国广播电视新闻从业者的职业素养和职业理想。职业素养层面包括被访者对新闻来源的选择、对新闻价值的判断,以及自身的职业素质,同时也考察了被访者在新闻生产过程中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一些内外因素的影响,受到何种因素的影响。职业理想层面则主要指职业忠诚度。

关键词:广电新闻从业者;职业理想;职业素养;职业忠诚度


    由前文可知,当前我国广电新闻从业者的从业现状不十分理想,被访者工作强度大,对工作的收入回报方面满意度较低。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飞速发展的阶段,社会分配不均、物质至上是经济过快发展的必然结果,比之于经济发展,精神文明建设层面稍显落后,信仰缺失、理想缺失是当前社会存在的普遍现象。因此,在考察职业素养的同时,研究也关注了广电新闻从业者的职业忠诚度与职业理想。

一、我国广电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素养

1.新闻来源

互联网成为最主要的新闻来源,但被访者认为其可靠性偏低。

    数字时代下,互联网已经成为新闻工作者最重要的信源渠道,其比例(64.6%)甚至超过了传统媒体(60.0%)。此外,新闻发布会(40.7%)、新闻通讯社(34.1%)等传统官方信源仍然是新闻人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而“线人”(33.9%)也是新闻人社会网络中一个较为重要的节点。相对而言,“跑街”这一获取新闻的方式占比仅为14%

 与之相悖的是,被访者对互联网信息的可靠性评价却很低,在满分为5的打分中(最低分为1分),互联网的平均分仅有2.76,是所有新闻来源中可靠性平均值最低的一项;被访者最信赖的新闻来源仍然是新闻通讯社(4.51),其次是新闻发布会(4.26)和传统媒体(3.92),线人(2.85)、跑街(2.87)的可靠性评价也较低。

    从人口变量信息来看,未持有记者证的被访者对线人、跑街、互联网等非正式渠道的信任度显著高于持有记者证的被访者(差异=0.07~0.24;被访者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相信新闻通讯社、新闻发布会和传统媒体等正式的消息来源(F=3.72p=0.02);新晋记者(从业5年以下)对于正式来源的信任水平,要高于从业520年的记者群体(F=3.17p=0.02)。

2.新闻价值的重要性判断

真实性始终是新闻价值中最重要的部分。

如图所示,绝大多数被访者在评价新闻价值重要性时认为“真实性”最为重要,均值为4.96(最高分为5),明显高于其他新闻价值,“反常性”和“报道对象的知名度”的重要性最低,均值分别为3.573.21


1被访者对新闻价值重要性的判断

 通过因子分析,可以将这些新闻价值将为两个维度,一类是新闻本身可以成为新闻事件的特质性要素(见下表“组件1”),另一类则是中国新闻理论中比较强调的新闻理论性要素。





1因子分析-旋转后的成分矩阵a


组件

1

2

轰动性

.785


独家性

.741


显著性

.711


报道对象的知名度

.659


反常性

.641


趣味性

.616


时效性


.801

贴近性


.752

真实性


.676




提取方法:主成份分析。

 旋转方法:Kaiser 标准化最大方差法。

a. 旋转在 3 次迭代后已收敛。


 比较发现,被访者基本将新闻理论要素置于更重要的位置(),而新闻事件的特质性要素则相对没有那么重要(),这种重要性的差异在统计上显著(p=0.000)。相比持有记者证的被访者,未持证被访者给予“特质要素”更高的价值判断(p=0.000),这暗示,未持证的记者在报道取向上,可能会更偏向这些新闻特质。

3.影响新闻工作的因素

职业伦理道德是影响新闻工作的最主要因素。

 为了解影响新闻工作的因素及其程度,研究分别从政治、经济、组织、技术、个体等层面设计了19个条目,其中1分表示没有影响,5分表示强烈影响。结果发现,被访者在影响新闻工作最主要的因素是“职业伦理道德”,均值为4.62,说明广电新闻从业者在工作中极为重视职业伦理道德。同时,“舆论导向”和“报道口径”排在第二、三位,均值分别为4.494.00,而“广告商”、“广告收入”和“亲友”等因素的均值最低,分别为2.842.722.05

 通过因子分析,将这些因素提取为6个维度,包括组织因素(如领导、同事)、经济因素(如工资、广告)、实践因素(如截稿时间、舆论导向)、价值观因素(如个人价值观、职业伦理道德)、竞争反馈因素(如竞争媒体、新闻奖项、受众反馈)和政治因素(如政府官员、报道口径)。

 其中, 实践因素(4.22)和价值观(4.01)的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政治因素(3.89)。组织(3.30)、经济(3.08)、竞争反馈(2.91)等因素的影响程度较小。

 从人口变量信息来看,不同性别感受到的影响因素有所区别。男性相较女性更多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未持有记者证的被访者更多收到经济因素的影响;高学历的被访者更少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

4.从业者自身的变化

被访者认为广电新闻从业者的自身素质有所提高,但其社会地位却在下降。

 近年来,新闻从业者自身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如从业者的多媒体技能、工作时间、学历、社会角色和公信力等等。为了解新闻工作者自身因素的变化程度,研究分别从教育、技能、新闻报道工作流程以及新闻的社会角色等方面考虑,设计了10个条目,其中1分表示下降很多,3表示没有变化,5分表示提高很多。


2从业者的变化

 结果表明,当前广电新闻从业者的多媒体技能提高最为明显,但同时平均工作时间也大幅提高,学历增强也较为明显;除此之外,专业学位、外语能力、海外留学经历、工作自由度等都略有提高;然而,新闻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却在下降,包括其所承担的社会角色以及公信力。

 通过因子分析可以将所有从业者自身因素分为三类,如下表所示,三类因子分别是受教育水平(因子1)、社会及职业认知(因子2)以及工作能力(因子3)。

2因子分析-旋转后的成分矩阵a


组件

1

2

3

留学海外经历

.817



获得新闻学、传播学学位

.803



掌握外语能力

.746



学历

.735



新闻工作者的公信力


.886


新闻工作者的社会角色


.875


新闻工作者的工作自由度


.747


核实消息的时间


.503


新闻工作者平均工作时间



.768

掌握多媒体技能



.747





提取方法:主成份分析。

 旋转方法:Kaiser 标准化最大方差法。

a. 旋转在 4 次迭代后已收敛。

  1.  年龄差异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不同年龄的新闻工作者群体,对新闻工作者的“社会及职业认知”的体验是有所不同的。多重比较发现, 21-25岁的记者群体倾向于认为近些年记者在“社会及职业认知”(公信力、社会角色、工作自由度、核实消息的实践)方面有所上升(),而41-45岁的群体则倾向于认为,这些水平都在下降(),是所有年龄组别平均值中最低的。这可能与各年龄段新闻从业者所感知的社会及职业认知以及各自工作方式 的不同等因素有关。

  1. 学历差异

 方差分析显示,不同学历层次的新闻从业者在记者“社会及职业认 知”变化的评价上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不同。大专及以下学历的被访者认为从业者的社会及职业认知 略有提高(3.28),本科学历的认为没有变化(3.06),而硕士及以上学 历的从业者则认为略有下降(2.92)。多重比较结果显示,该指标的值随着学历的上升而下降,即随着学历的上升,被访者越来越倾向于认为新闻从业者在社会及职业认知上的下 降,包括新闻从业者的公信力、社会角色、工作自由度等都不如从前,说明高学历从业者对当前的工作条件及工作的外部环境不甚满意。这也可能是高学历从业者对行业抱有更高期待造成的。

二、我国广电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理想

1. 对所在单位的忠诚度

 本次调研中,近一半被访者对于五年后是否仍会在目前所在媒体工作表示“不清楚”,比例达到48%40.7%的被访者明确表示仍会继续在目前所在媒体工作,仅10.3%的被访者表示不会。说明广电新闻工作者对目前所在单位的忠诚度存在较大的不确定因素。卡方检验发现,性别、年龄、职位和所在媒体级别都会对该问题产生影响。

  1. 性别差异

        卡方检验发现,不同性别的被访者五年后是否继续在目前所在媒体工作的意愿具

有统计显著的关系(p=0.004)。女性继续在当前媒体工作的意愿更强,比例为

44.1%,而男性仅为37.9%,这可能由于女性对工作生活的稳定性有更高要求。

 (2)年龄差异

        不同年龄的被访者五年后是否继续在目前所在媒体工作的意愿具有统计显著的关

系(p=0.000)。随着年龄的增长,五年后继续在目前所在媒体工作的意愿逐渐增强,以35岁为结点,被访者表示“会”的比例超过了“不清楚”的比例。而在50岁这一结点上,表示“不会”的比例大幅上升,这可能与退休年龄有关。

 此外,35岁以下年轻人表示“不清楚”与“不会”的比例远高于其他年龄阶段,这一方面说明职业流动在年轻人群体当中更为普遍,另一方面说明年轻的新闻工作者对自身的职业规划不够清晰。

 (3)职位差异

 不同职位的被访者五年后是否继续在目前所在媒体工作的意愿具有统计显著的关系(p=0.000)。主持人与领导层对目前所在媒体的忠诚度较高,五年后仍在此工作的意愿均超过50%。编辑、记者的忠诚度相对较低,摄像人员继续在此工作的意愿最低(29.1%),说明摄像行业的流动性相对较大。

 (4)所在媒体级别差异

 不同媒体级别的被访者五年后是否继续在目前所在媒体工作的意愿具有统计显著的关系(p=0.000)。国家级媒体与地级市台的新闻从业者对目前所在媒体的忠诚度较高,五年后会继续在此工作的占比分别达到51.2%47%,高于省级媒体和省会台。产生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国家级媒体入行门槛相对较高,其更高的新闻质量也会获得被访者更高的认可,因而归属感与忠诚度更高;而地市级台的被访者则更可能对自身安逸的状态感到满意,并且相比之下,地市级台的流动空间更小,因此忠诚度也更高。

2. 对新闻事业的忠诚度

 参与此次调研的新闻工作者中,不足一半的被访者(38.3%)表示会将新闻工作作为终身职业,近一半(44.3%)表示对此感到“不清楚”,尽管仅17.4%的人明确表示不会将新闻工作作为终身职业,但仍可以看出当前我国广电新闻从业者对新闻事业的犹疑态度。交叉分析发现了性别、年龄、职位、学科背景、学历和所在媒体级别各个因素对新闻理想的影响。

 (1)性别差异


3性别与是否将新闻作为终身职业

    卡方检验发现,不同性别的被访者在将新闻作为终身职业的意愿上具有显著差异(p=0.041)。女性对新闻行业的忠诚度更高,愿意将其作为终身职业的比例(41.8%)高于男性(34.6%),当然,这也可能源自女性对安稳的工作和生活状态的需求。

 (2)年龄差异

 卡方检验发现,不同年龄的被访者在将新闻作为终身职业的意愿上具有显著差异(p=0.000)。随着年龄增长,意愿逐渐增强,可以推测这是由于阅历和个人工作经历的定型而带来的;但在最初涉入新闻工作这一行业的时期,从事该行业的意愿浮动较大,尤其显示2630岁的新闻工作者会有较强的不愿继续从事新闻行业的想法。

 (3)职位差异

 卡方检验发现,不同职位的被访者在是否将新闻作为终身职业上具有统计显著的关系(p=0.000)。与“五年后是否在当前媒体继续工作”一致的是,主持人与领导层都更愿意将新闻作为终身职业,而编辑、记者的意愿相对较弱,摄像人员明确表示“不会”的比例(29.1%)超过了肯定的比例(18.2%),是各职位中对新闻行业粘性最低的一类,其表示“不清楚”的比例(52.7%)也远高于其他职位。

 (4)学科背景差异


4学科背景与是否将新闻作为终身职业

    研究首先针对样本的学科背景进行筛选,筛选出样本量较多的7个学科背景(N≥70),最终挑选出新闻传播学(N=587)、文学(N=206)、艺术学(N=129)、经济学(N=125)、外语(N=97)、理工(N=78)六个学科背景,对具备这6个学科背景的记者继续其职业的意愿进行检验。

    结果发现,新闻传播学、经济学、文学、外语学科背景对于是否会把新闻作为终身职业的选择上没有太大的差异,无论是否具备相应学科背景,其选择大多集中于“会”和“不清楚”(约45%左右)。

    相对而言,理学、工学(p=0.005)和艺术学(p=0.011)学科背景在该选项上显示出较大差异。交互分析发现,理工科背景的新闻工作者对于把新闻工作作为终身职业的意愿更加明确,比例达到了47.4%;而艺术类背景的新闻工作者将新闻工作作为终身职业的意愿更为模糊,其中超过半数的具有该学科背景的人选择了“不清楚”,百分比为51.2%

 而无论是否为新闻传播学专业出身,被访者的职业理想并无显著差异。这说明,作为专业培养新闻工作者的新闻传播学,并没有培养出对新闻行业有着更高忠诚度的从业者。

 (5)学历差异

 卡方检验发现,不同学历的被访者在将新闻作为终身职业的意愿上具有显著差异(p=0.002)。 大专及以下学历的新闻工作者选择把新闻工作作为终身职业的人数占比是最高的,达到48.6%,本科学历的新闻工作者居中(38.9%),占比最少的是硕士及以上学历的人群,仅有32.1%。此外,另有40.8%的硕士及以上学历的新闻工作者选择不清楚,选择“不会”的人数占比也达到了26.9%,远远高于大专及以下学历和本科学历的人群。

 总体来说,被访者学历越高,对新闻事业作为终身职业的意愿越低。这可能与当前新闻行业被视为门槛较低的行业有关,学历越高,越对当前我国的新闻行业感到不满。

 (6)媒体级别差异差异

 不同媒体级别的被访者在将新闻作为终身职业的意愿上同样具有显著差异(p=0.004)。省级媒体的新闻工作者会把新闻工作作为终身职业的比例更低,只有35.2%,远远低于国家级媒体(46.5%)和地市级媒体(42.8%),这一结果与不同媒体级别的被访者对其所在单位的忠诚度是一致的。

三、结论与讨论

 总的来看,当前我国广电新闻工作者具有较高的职业素养,多媒体技能、外语技能等都有所提升,但是新闻工作的社会地位却有所下降。一方面,被访者自身感受到社会角色和媒体公信力的下降,另一方面,被访者对于职业的忠诚度和对新闻理想的坚持也游移不定。对比1997年的调研结果亦发现了职业忠诚度下降的问题。

 在1997年的调研中,半数以上被访者(54.9%)明确表示会将新闻工作作为自己的终生选择,而本次调研中仅有38.3%的被访者给予了肯定答案。这一方面可能由于被访者认为新闻工作者的社会地位与福利待遇有所下降,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在当前快速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化中,人们对自身的职业选择不再如以往一般固化。同时,交叉分析显示出,不同级别的媒体,其自身的发展现状、工作氛围、福利报酬和媒体公信力,极大程度影响了新闻工作者的职业忠诚度。
























参考文献:

  1. 丁迈,缑赫,董光宇:《全国广播电视新闻从业者调查报告》,中国发展出版社,20169月。

  2. 喻国明:《中国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意识与职业道德》,《新闻记者》,1998 年第 3 期。


全国广播电视新闻从业者调查报告()

我国广电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观


                                 丁迈  董光宇

(中国传媒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考察了当前我国广播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观及其对职业角色的认知。研究发现,近九成新闻从业者坚持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遵守职业道德,但年轻人更倾向于将新闻职业道德置于具体情境中去;在各种有违职业道德的行为中,主动淡化不利于政府或其政策的新闻和暗访被认为在有些场合是正当的;相比非新闻专业,新闻专业出身的被访者更倾向于严守职业道德;被访者普遍认为新闻工作最重要的角色,是发挥新闻专业主义精神, 做中立客观的记录者,如实报道新闻,平衡多方观点。

关键词:广电新闻从业者;职业道德;职业角色


  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问题是新闻传播研究的永恒主题。由于个人与集体利益的相互冲突,新闻从业者总是在为大众揭示真相与保护个人隐私之间进行权衡。新闻媒体作为第四种权力,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影响力,它与广告商之间的利益关系、与国家和政党的关系、与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在努力寻求平衡的过程中,总是难免有所倾斜。因此, 为了保证第四种权力得以正当行使,新闻行业的教育者和践行者,以及享有监督权力的公民,都积极参与制定新闻从业者职业规范,强调从业者对新闻职业道德的遵守。

  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开始对新闻从业者进行大型社会调研开始,职业道德问题就被置于研究的重心,而在今天这个愈加商品化,个人主义和金钱崇拜日益膨胀的社会当中,重新审视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更显得极其重要。

一、对职业道德的坚守

近九成新闻从业者坚持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遵守职业道德。

 调查数据显示,超过86%的受访者强烈同意“不论在任何情况,记者都必须遵守职业道德”,其整体均值高达4.83(最高分5分),可见当前广电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意识很强。但是仍然可以看到在当前多元价值的背景下,近24%的受访者并不同意“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记者都必须遵守职业道德”。

 较少被访者认同“新闻职业道德取决于具体情境”()、“新闻职业道德取决于个人判断”()和“特殊情况下把新闻职业道德后置的做法是可以接受的”(),但其均值均低于3

  1. 年龄差异

  不论年龄大小,被访者都更倾向于不论何时都严守职业道德。然而,斯皮尔曼相关分析发现,年龄与对职业道德的认识存在显著性统计关系(见表1)。

1 年龄与对职业道德的认知的相关性分析



不论任何情况,记者必须遵守职业道德

新闻职业道德取决于具体情境

新闻职业道德是个人判断的事

特殊情况下,把道德标准后置的做法是可以接受的


相关系数

.081**

-.118**

-.093**

-.123**

年龄

Sig.(双侧)

0.004

0.000

0.001

0.000


N

1288

1277

1275

1274








** 在置信度(双测)为 0.01 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总体来说,年龄越大,更倾向于不论何时都严格遵守职业道德,而年龄越小,更倾向于将新闻职业道德置于具体情景中去。说明年轻的新闻从业者对职业道德的认识更具多元性的解释,这可能与当前价值观的相对多元化有关。

  1. 学科背景差异

  在“无论字任何情况,记者都必须遵守职业道德”这一问题上,新闻传播学专业出身的被访者比非专业出身的被访者认同程度更高,其均值高达4.85(最高分5分),可见经过专业教育的被访者相对于非专业被访者其整体的职业道德水平较高。而在“新闻职业道德取决于具体的情境”、“新闻职业道德是个人判断”和“特殊情况下,新闻职业道德可以后置的做法是可以接受的”这3个问题的看法上,非新闻传播专业的被访者其均值都高于经过专业教育的被访者。这可能与新闻专业出生的被访者在校接受的新闻职业道德的教育相比于非新闻专业出生的被访者更多有关。同时可以看到对于非新闻专业出生的新闻从业者在工作中进行新闻职业道德的培训是有必要的。

2是否新闻传播背景与对职业道德的认知的独立样本t检验



方差方程的 Levene 检验

均值方程的 t 检验

均值差值

标准误差值

差分的 95% 置信区间



F

Sig.

t

df



下限

上限

不论任何情况,记者必须遵守职业道德

假设方差相等

9.882

0.002

-1.58

1133

-0.046

0.029

-0.102

0.011

假设方差不相等


-1.568

1040.99

-0.046

0.029

-0.103

0.011

    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显示,相比非新闻传播专业,新闻传播专业出身的被访者更倾向于严守职业道德,这种差异存在统计上的显著性(p=0.002)。这说明,在当前的新闻传播教育中,对职业道德的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二、新闻工作中面临的道德选择

暗访和主动淡化不利于政府或政策的新闻被认为有时是正当的。

    研究列举了一些新闻工作中常见的有违职业道德的行为,其中,5代表总是正当,4代表有些场合是正当的,3代表不能决定,2代表很多场合都不正当,1代表任何情况都不正当。


1被访者对工作中某些行为的正当性评价

    如图所示,仅有“主动淡化不利于政府或其政策的新闻”以及“暗访”在有些场合是正当的,均值分别为3.523.49,其余行为均被认为不正当。

    由此可知,当前广电新闻工作者对与新闻在政治场域的作用敏感度较高,认为在当下政治和舆论环境中新闻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为政治稳定和政府决策服务,为营造稳定良好的政治环境而有所取舍。另一方面,由于新闻职业的特殊性,一些特殊场合的新闻需要工作者们采取特殊手段才能获取真实的、有价值的信息,因此暗访作为常见采访手段,一定程度上得到新闻工作者的认可。而其余各项如拼接照片、接受采访对象的礼酬等则均有违新闻职业道德,然而这种明显的有违职业道德的行为,其均值仍大于1,说明一些被访者认为这些行为在个别场合是可以接受的。

三、新闻工作应承担的角色

新闻工作应坚持专业主义精神,如实报道新闻是最其应承担的最重要的角色。

  问卷询问了被访者对新闻工作应当承担怎样的角色的认识。通过五级量表,列出了一些比较常见的、对于新闻工作作用的认知。其中5代表非常重要,1代表不重要。


2被访者对新闻工作角色重要性的判断

  结果显示,在对新闻工作者的角色认知上,“如实报道新闻”得到普遍认同,均值达4.78,其次是“公正、冷静的旁观者”(4.61),“解析新闻事件”(4.42),“平衡地反映多方观点”(4.32)等。而“鼓励人们的政治参与”(3.23)、“提供文化娱乐”(3.30)和“设置政治议程”(3.35)三项的评分位列后三位,说明被访者普遍认为,新闻工作尽管在政治场域中起重要作用,但并不是政治宣传的工具,也无法干预政治议程的设置,而其娱乐性也并不为过多认可。

    通过因子分析,可以将记者对于新闻工作的认知大概分为五个层次(详见表3),包括:政治与监督、传播与告知、喉舌、生活与娱乐和专业主义的新闻。


3因子分析-旋转后的成分矩阵a


组件

1

2

3

4

5

监督政府及其官员

.774





监督市场和商人

.758





设置政治议程

.733





推动民主化进程

.681





影响社会舆论

.672





提升公众宽容度,增强文化多样性


.809




提高全民的知识与文化水平


.778




告知人们国际上发生的事情


.763




鼓励人们表达自己的观点


.614




树立执政党的正面形象



.897



助力国家发展



.825



帮助人们理解国家大方针



.786



提供大多数人感兴趣的信息




.848


提供文化娱乐




.735


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实用信息




.716


如实报道新闻





.821

公正、冷静的旁观者





.786

解析新闻事件





.554

平衡地反映多方观点





.505







提取方法:主成份分析。

 旋转方法:Kaiser 标准化最大方差法。

a. 旋转在 6 次迭代后已收敛。

 下图显示了被访者对这五种新闻角色的重要性判断。


3新闻工作角色的重要性判断

 如图3所示,作为专业的新闻从业者,被访者们普遍认为新闻工作最重要的角色,是发挥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做中立客观的记录者,如实报道新闻,平衡多方观点。其次,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作为党的喉舌,应树立执政党正面形象、帮助人们理解国家方针政策,助力国家发展;对于政治事务,新闻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发挥监督作用,而非设置政治议程;此外,增强文化多样性、提高人民知识文化水平也被放在相对重要的位置;而娱乐作用则被认为一般重要。

  1. 持证差异

    均值比较结果显示,持证与未持证的新闻工作者群体,在新闻工作角色的认知上稍有不同。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显示,未持证记者对“传播与告知作用”(p=0.02)和“娱乐作用”(p=0.000)有更高的认同,差异在统计上显著。这暗示,未持证的记者更有倾向成为“传播效果导向”型的记者;与“新闻价值的重要性认知”部分的结果类似,其新闻传播活动可能更受“特质性要素”的支配。同时,未持证记者更注重新闻工作的娱乐作用。

  1. 从业年龄差异

    方差分析显示,不同从业年龄的新闻工作者群体在新闻工作的“政治与监督作用”、“喉舌作用”上的认知存在显著性的差异。

4  从业年龄与新闻工作角色认知差异的多重比较

因变量

(I) 从业年数

(J) 从业年数

平均差 (I-J)

标准 错误

显著性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政治与监督作用

5年以下

5-10

.03

.07

.68

-.11

.17

10-20

.11

.07

.10

-.02

.23

20年及以上

.23*

.09

.01

.06

.39

喉舌作用

20年及以上

5年以下

.28*

.09

.00

.11

.46

5-10

.11

.09

.20

-.06

.28

10-20

.19*

.08

.02

.04

.35

*. 均值差的显著性水平为 0.05

 具体来看,被访者随着从业年龄的增加,越来越不认可新闻的政治监督作用;而“喉舌”作用则与此相反,基本呈现出年龄越大,越认为新闻的喉舌作用十分重要。这一差异同样体现在被访者的实际年龄差异上。由此可见,年轻的从业者更具备民主精神,更认可新闻监督社会的作用,而老一辈从业者则具有更强的党性意识,更认可新闻作为党的喉舌,助力国家发展,解读国家方针政策的作用。这一差异与不同时代所强调的不同的文化背景有关。

  1. 学历差异

 方差分析发现,不同学历层次的新闻工作者,对新闻传播活动的“喉舌作用”认知存在统计显著的差异p=0.010。具体来看,硕士及以上学历层次的新闻工作者,对于“喉舌作用”的认可程度,要相对低于大专及以下学历(差异值约为0.3)。本科层次从均值上看,则位于上述两个学历层次之间。

5  学历与新闻工作角色认知差异的多重比较

因变量

(I)学历

(J)学历

平均差 (I-J)

标准 错误

显著性

95% 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喉舌作用

硕士及以上

大专及以下

-.30*

.12

.01

-.53

-.06

本科

-.12

.07

.08

-.25

.02

*. 均值差的显著性水平为 0.05

三、结论与讨论

    总的来看,当前我国广电新闻工作者具有十分正确的职业道德观,被访者普遍认可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坚守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然而在多元文化和多元价值观的背景下,也有少数人群认为应当将职业道德置于具体情境中去,尤其是年轻一辈的新闻从业者。

    同时,年轻一辈的广电新闻工作者相比之下,认为新闻的政治与监督作用更为重要,而年长的被访者则认为喉舌作用更为重要。当然,这一结果是相对意义上的,总体而言,被访者认为新闻最重要的作用是发挥专业主义精神,如实报道新闻。说明即便不同人群对新闻工作的角色认知有差异,但总体认知并不矛盾,都坚持坚守新闻专业主义。

    对比1997年的调研结果发现,被访者关于职业角色的认知始终如一,新闻工作的重要任务始终是提供信息、如实报道事实、了解国家政策、进行舆论监督和推进社会改革等。
























参考文献:

  1. 丁迈,缑赫,董光宇:《全国广播电视新闻从业者调查报告》,中国发展出版社,20169

  2. 喻国明:《中国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意识与职业道德》,《新闻记者》,1998 年第 3



全国广播电视新闻从业者调查报告()

我国广电新闻从业者的文化消费


丁迈  缑赫 董光宇

(中国传媒大学)



摘要:为全面描绘我国广电新闻从业者当前的生存状态,本文主要从文化消费行为的角度出发,考察了被访者的业余生活,包括上网的时间与主要活动、阅读、健身、聚餐、观看演出等等。

    结果显示,被访者上网时间较长,上网时长与年龄成反比,与学历和收入成正比。被访者阅读量较大,但工作时间压缩了读书的数量。近两成被访者从不健身,四成被访者从不外出观看话剧、音乐剧等;但三成以上被访者每周聚餐两三次,近四成每月外出观影一到两次。业余休闲活动的频率与其工作时长、收入、年龄等因素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健身、观影频率与年龄和工作时长呈显著负相关,与月收入呈显著正相关。

关键词:广电新闻从业者;文化消费


    除从业现状、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外,本次研究创造性地加入了从业者的业余文化消费习惯,力图更加立体地展示我国广电新闻从业者的生活面貌。         

  1. 上网行为

被访者上网时间普遍较长,获取新闻是其上网的最主要目的。


1被访者每周上网时长

  参与此次调研的被访者普遍上网时间较长,每周上网时长在“25小时以上”的被访者占40.7%,这一结果与CNNIC公布的中国网民人均周上网时长相一致。依据CNNIC发布的《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5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68亿,人均周上网时长达25.6小时。由此可见,互联网逐渐成为了国人获取信息的主流渠道之一,上网占据了国人业余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对于广电新闻工作者而言,情况亦是如此。斯皮尔曼相关分析发现,上网时长与年龄、学历和收入之间存在显著性统计关系。

1 年龄、学历、收入与上网时长的相关性分析



年龄

学历

收入

上网时长

相关系数

-.093**

.135**

.110**


Sig.(双侧)

0.001

0.000

0.000


N

1296

1293

1288

** 在置信度(双测)为 0.01 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具体来看,年龄与上网时长成反比,被访者年龄越小,其上网时长越长。青年人乐于尝试新鲜事物,在理解能力和个人精力等方面均强于年长者,因而上网时长更长。学历与上网时长成正比,被访者学历越高,其上网时长越长。可能由于高学历者拥有更强的学习能力和接受能力,能够更快地、更好地掌握互联网操作技术,因而上网时长更长。收入与上网时长成正比,被访者收入越高,其上网时长越长。高收入者物质资源相对丰富,享有更优越的网络接入条件,拥有更多样的网络接入终端,例如,一人拥有多部电脑、手机等。因而,高收入者上网时长更长。

  下图显示了被访者使用网络的主要用途。


2被访者互联网使用行为分布

 如图所示,被访者上网的主要用途包括:获取新闻(96.4%),检索信息(87.5%),学习知识(71.9%),观看视频(67.1%)和网上购物(55.4%)。这说明相对于消遣娱乐,被访者更多的是利用互联网进行学习提升。

  1. 地区差异

 通过卡方分析,在仅占han﷽﷽﷽﷽﷽﷽﷽﷽﷽﷽﷽﷽﷽﷽﷽﷽﷽﷽﷽﷽﷽﷽﷽﷽﷽﷽﷽﷽﷽﷽﷽﷽﷽﷽﷽﷽﷽﷽﷽被访者“发表意见”这一用途与“所在地区”之间发现了统计显著的关系(p=0.000),详见图3。其中,第三类地区,即江苏地区的被访者在网络上发表意见的行为更频繁,是其他地区的约两倍。在第三类地区(苏)的被访者中,有48.1%的人将“发表意见”列为五种使用网络的主要行为之一;在其余三个地区的被访者中,这一比例均只有两成左右。


3表意见是否为主要用途的地区差异

 第三类地区(苏)的地区生产总值(GDP)和广播电视机构从业人员数目、创收收入、编辑记者人数、资产总额,均高于其余三个地区,具有更为先进的广播电视新闻事业发展水平和更为优良的行业氛围。因此,该地区被访者也相应具有更强的新闻媒体人意识,发表意见的意愿更强烈,进而外显为更为频繁的发表意见行为。









  1. 年龄差异


4观看视频是否为主要用途的年龄差异

 通过卡方分析,在被访者“观看视频的行为”与“年龄”之间发现了统计显著的关系(p=0.000)。相较于中老年被访者(36岁及以上),青年被访者(35岁及以下)更为频繁地在互联网观看视频。年龄在21岁—35岁的被访者中,超过70.0%的人经常在互联网观看视频;在36岁及以上的被访者中,仅有不到60.0%的人经常在互联网观看视频。

 青年被访者(35岁及以下)见证了互联网发展和普及,成长于多元融合的文化环境;他们乐于尝试新鲜事物,追求个性表达和自主选择,对于音视频等媒介产品的消费需求也更大。因此,青年被访者(35岁及以下)倾向于花费更多的时间观看资源丰富、个性化强的网络视频,更善于利用互联网进行各种娱乐消遣,而中老年被访者(36岁及以上)则可能更多地通过电视等传统渠道收看视频。

  1. 性别差异


5 网上购物是否为主要用途的性别差异


 通过卡方分析,在被访者“网上购物行为”与“性别”之间发现了统计显著的关系(p=0.000)。66.0%的女性被访者将网上购物列为使用互联网的五大主要用途,只有44.5%的男性被访者将其列为主要用途。相较于男性被访者,女性被访者更为频繁地进行网上购物,这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普遍认知相一致。

二、阅读行为

被访者阅读量较大,但较长的工作时间压缩了阅读数量。

 当前我国广电新闻从业者的阅读量较为可喜。如图6所示,近一半(48.6%)被访者能保证每月阅读一本书,但仍有18.1%的被访者年阅读量仅为一两本书,甚至还有8.5%表示没有时间看书。


6阅读数量

    斯皮尔曼相关分析发现,阅读数量与职称(p=0.009)、学历(p=0.000)、工作时长(p=0.004)之间存在显著性统计关系。

2 职称、学历、工作时长与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职称

学历

工作时长

读书数量

相关系数

-.072**

-.119**

.079**


Sig.(双侧)

0.009

0.000

0.004


N

1293

1292

1294

 其中,阅读数量与职称和学历成正比,即职称越高、学历越高,读书的数量越多。广电新闻工作者的学历、职称越高,终身学习的意愿和自我提升的动力相应越强,使得他们更加重视阅读,读书频率较高。阅读数量与工作时长负相关,即工作时长越长,读书频率越低。工作压缩了广电新闻工作者的业余生活,使得他们没有时间或没有精力用于阅读,读书频率较低。

三、健身行为

  1. 坚持每周健身的被访者不足四成


7健身频率

 如图所示,参与此次调查的被访者健身频率较低,坚持每周健身的被访者占比不足四成。41.8%的被访者健身频率为每周一次或以下,甚至有19.3%的被访者表示从不健身。

3工作时长、月收入与健身的相关性分析



工作时长

月收入

健身频率

相关系数

-.137**

.064*


Sig.(双侧)

0.000

0.024


N

1261

1249





** 在置信度(双测)为 0.01 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 在置信度(双测)为 0.05 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斯皮尔曼相关分析发现,健身频率与工作时长(p=0.000)和月收入(p=0.024)之间存在显著性统计关系。其中,健身频率与工作时长成反比,即工作时长越长,健身频率越低。与阅读行为同理,工作压缩了广电新闻工作者的业余生活,使得他们没有时间或没有精力用于健身,因而健身频率较低。

 健身频率与月收入成正比,即收入越高,健身频率越高。高收入人群往往经历了较为艰辛的资本积累和资质历练,他们更能意识到身体健康对个人发展的重要性,因而健身频率更高。此外,一些健身活动需要具备一定的经济能力,高收入人群相比之下更有能力承担这部分开销。

四、外出聚餐和影院观影行为

外出聚餐和影院观影是较为常见的休闲方式。


8外出聚餐的频率

 如图所示,51.6%的被访者每周外出聚餐1次及以下,占比最高;其次是每周聚餐2—3次的被访者,占比5.9%。极少数被访者从不参加聚餐或频繁参加聚餐,符合正态分布规律。在被访者外出聚餐行为与人口统计变量间没有发现统计上显著的相关关系。


9影院观影的频率

     如图9所示,超过半数被访者有每月去影院观看电影的习惯,从不外出看电影的占极少数。被访者的观影频率集中在每月1~2次,占比38.0%;其次是每年5~6次,占比26.9%。只有极少数被访者从不看电影或经常看电影。

4 年龄、工作时长的相关性分析



年龄

职称

工作时长

看电影的频次

相关系数

-.309**

-.143**

-.091**


Sig.(双侧)

0.000

0.000

0.001


N

1298

1296

1297






** 在置信度(双测)为 0.01 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 在置信度(双测)为 0.05 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斯皮尔曼相关分析发现,是否外出观看电影与年龄(p=0.000)、职称(p=0.000)和工作时长(p=0.001)之间显著相关。年龄和工作时长与外出看电影的频率成反比,即年龄越大、每周工作时间越长,外出看电影的频率就越低。

五、外出观看文艺演出

四成左右被访者从不观看话剧歌剧等文艺演出。


10观看文艺演出的频率

 如图所示,被访者外出观看话剧、音乐会等文艺演出的频率普遍较低。其中,从不参加的比例最高,超过四成。

5 年龄、学历、职称、月收入、媒体级别、工作时长和外出观看演出的相关性分析



年龄

学历

职称

月收入

媒体级别

工作时长

话剧、音乐剧、芭蕾舞

相关系数

-.077**

.093**

.078**

.100**

.163**

-.140**

Sig.(双侧)

0.006

0.001

0.006

0.000

0.000

0.000

N

1270

1267

1268

1263

1272

1269

音乐会或歌剧

相关系数

-.062*

.062*

.088**

.072*

.106**

-.063*

Sig.(双侧)

0.027

0.028

0.002

0.011

0.000

0.024

N

1263

1260

1261

1256

1265

1262

其他演出

相关系数

-.065*

0.05

0.006

.063*

.059*

-.082**

Sig.(双侧)

0.021

0.075

0.839

0.026

0.033

0.003

N

1281

1278

1279

1273

1283

1280









** 在置信度(双测)为 0.01 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 在置信度(双测)为 0.05 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斯皮尔曼相关分析发现,是否外出观看演出主要与年龄、学历、职称、月收入、媒体级别和工作时长之间存在显著性相关。

 观看演出的频率与学历(r=0.093,)、职称(r=0.078,)、收入(r=0.100,)和媒体级别(r=0.163,)成正比,学历、职称、收入和媒体级别越高,观看演出频率越高。这可能是由于高学历人群更加注重精神享受和内在修养,而高职称、高收入人群在经济条件上更为优越,而媒体级别越高的地区,相应的演出资源也越丰富。这几类人群有观看文艺演出的需求,也具备相应的观看条件,因而观看频率更高。观看演出的频率与年龄成反比,年龄越大,观看演出的频率越低。文艺演出是较为新鲜的休闲娱乐形式,且年轻人比年长者更加注重丰富个人精神生活,因而年轻人更乐于享受这种业余生活方式,观看演出频率较高。

 观看演出的频率与工作时长(r=0.140,)成反比,工作时间越长,观看演出的频率越低。与阅读、健身等行为同理,工作压缩了广电新闻工作者的业余生活,使得他们没有时间或没有精力用于观看文艺演出健身,因而观看频率较低。

 从所在媒体级别也可以发现,是否观看文艺演可能与被访者所在地区有关。卡方分析发现,被访者“外出观看话剧、音乐剧、芭蕾舞”与“所处地区”之间存在统计显著的关系(p=0.020)。


11不同地区观看文艺演出的频率

 如图所示,超过七成的北京地区被访者每年观看演出的频率在一次以上,其它地区被访者每年观看演出频率在一次以上的不足六成,北京地区被访者观看演出的频率显著高于其它地区。这是由于北京聚集了大量的文艺演出资源。同样地,北京地区被访者在观看“其他演出”的频率上也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而“音乐会或歌剧”却没有发现显著性的差异,北京地区被访者和其他地区一样,都很少观看音乐会或歌剧,这可能是由于这方面演出资源的缺乏,或者人们在喜好和习惯上的偏向。



四、结论与讨论

  总体而言,我国当前广电新闻从业者的业余生活较为丰富,外出聚餐和影院观影是常见的休闲方式。尽管有被访者表示没有时间读书,但总体而言被访者的阅读量较大。此外,健身和外出参观文艺演出的频率也较低。广电新闻从业者肩负为人民群众提供消息和观点、监督社会、影响舆论走向、提升人民文化精神的重要责任,其作为内容创造者的前提是其丰富的学识、开阔的视野和高雅的审美情趣,因此,提高他们的生活品质与职业素养有利于在整体上提高我国的舆论环境和人民精神文化水平。

    作为《全国广播电视新闻从业者调查报告》系列文章的最后一篇,有必要对整个报告进行一个总结。总的来看,在我国整体教育水平提高的情况下,我国广电新闻工作者的整体素质较从前有了较大的提升,主要表现在学历和专业水平的提高。然而与紧张的工作节奏和较长的工作时间不相符的,是收入水平的相对下降,被访者也普遍表现出了对工资报酬的不满,这可能是导致从业者职业忠诚度降低的重要因素。广电新闻工作者健身等文娱活动时间的减少也与工作时间较长有关。

  本课题的最终目的是为广电新闻人才的培养提供可参考的方向,在本次调研中,通过比较新闻传播专业出身的被访者和其他学科背景的被访者,获得了较为重要的启示。研究发现,新闻传播专业的被访者在行业规范性上要优于其他专业被访者。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记者证的持有情况下,新闻传播专业的被访者显著高于其他专业被访者;二是在职业道德层面上,新闻传播专业的被访者更为严谨和服从;三是在对新闻来源可信度的评价上,新闻传播专业的被访者更信赖通讯社等正式来源。这些结果说明,我国新闻传播教育极度重视新闻工作的职业道德问题,在职业规范教育上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果,这与早期研究主要以职业道德研究为主互相呼应。因此,加强非专业出身从业者的职业道德仍旧是今后新闻人才培养的重要方面。此外,从业者中超过半数人群来自新闻传播专业,也说明专业出身的从业者总体上更符合职业要求。

  然而在其他方面,研究并没有发现新闻传播专业出身的从业者要优于其他被访者,尤其是在新闻工作的忠诚度方面,反而是理工科出身的被访者忠诚度更高,专业出身的被访者并不会更倾向于将新闻工作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专业出身的被访者也没有在收入上优于其他专业被访者。因此,培养专业人才的职业忠诚度,授以其更专业的技能,并向文学、艺术等其他向该行业输出大量人才的领域加以借鉴,使其在工作中具备更加显著的优势,将是今后新闻人才培养可以借鉴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丁迈,缑赫,董光宇:《全国广播电视新闻从业者调查报告》,中国发展出版社,20169

  2. CNNIC:《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57






当代中国驻外记者现状与人才培养

 ——基于媒体融合的实证研究1

 孟

(中国传媒大学)

摘要:本文在全球对外报道中媒体融合趋势和新闻业调整的大背景下,针对当前我国驻外记者的分布、特点、职业要素、自律与规约、驻外记者培养体系等几个角度展开分析和论述,通过问卷调查、深访和资料搜集的方式,对我国驻外记者的现状、主要优势、发展瓶颈,特别是教育培养模式等进行研究,旨在于从人才培养的源头上提升我国对外宣传的软实力。

关键词:驻外记者;媒体融合;新闻人才;全媒体报道



    近年来,随着国家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提升国际传播能力的努力不断增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争取国际话语权,成为中国主流媒体发展的方向。然而,人才是媒体在传播全球化竞争中制胜的关键因素。

面对全球传媒生态的深刻变革,肩负重任的中国驻外记者也必须与时俱进,更新理念,迎接挑战。而我国高校对于国际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如何才能契合专业实践的现实需要,成为《中国广播电视新闻人才发展战略研究》的子课题 – 当代中国驻外记者现状与人才培养的出发点。

一、媒体融合背景下的中国驻外记者群体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就积极的开展驻外记者的建设。1953年,新华社编委会扩大会议明确提出“内外并重”的方针,要求加强国际报道和增加驻国外记者。195510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新华社要尽快向世界各国派出自己的记者,“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1956年随即提出要加速建设世界性通讯社,并建立了大批国外分社。同年7月,时任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批准了外交部和新华社共同发出的关于我国驻外使馆同新华社国外分社、记者关系的规定。“到1965年底,国外分社已有51个,已在67个国家派有常住记者或报道员,自己派出的驻外人员共225人,其中记者85人。”2

  目前我国境内持有新闻记者证的采编人员共有25万余人。其中,报纸出版单位99028人,期刊出版单位7249人,通讯社3005人,电台电视台142283人,中央重点新闻网站611人。从统计数据来看,中央新闻单位共有持新闻记者证采编人员26387人。地方新闻媒体共有持证采编人员2257893。且记者队伍也在不断的壮大,仅2015年一年即核发记者证1283044。驻外记者作为新闻从业者领域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在各大主流媒体中占据着重要位置。

本课题组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1]对目前在岗的驻外记者发放了问卷。通过下图可以看出,本次调查基本覆盖具有驻外记者的大部分媒体,其中,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三家我国主要驻外媒体机构参访人数最多,三家超过80%



本次调查选取的样本,男女比例基本持平,保证了调查的严谨性与科学性。





参与本次问卷调查的目标对象,工作经历分配较为平均,其中,五年以上工作经历级一至两年工作经历的驻外记者人数最多,两者之和过半数。



国内驻外记者的规模和素质从调查分析中看到,在不断得到持续性发展。但有一个事实我们也发现:近年来西方新闻机构的驻外记者不断递减。美国报业的驻外记者总数从2002年的188名减少到2006年的141名(不包括华尔街时报,因其拥有欧、亚分部)5。这一情况不仅发生在报业,在电视方面情况更为典型。《华盛顿邮报》曾表示,80%的美国人靠电视获得国际新闻,但是美国的三大电视网——美国广播公司(ABC)、国家广播公司(N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驻外记者站的平均数是66。而回溯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这三大电视巨头在国外设置的记者站为15个左右。

西方国家减少驻外记者并不意味着不重视国际报道,消减人员的原因有两个比较主要的:一个是运营经费问题。一般来说,美国报纸维持一个在外国首都的记者站一年的经费是25万美元。安全形势恶劣的地区,比如巴格达,维持费用超过100万美元;第二个原因是,互联网的兴起与媒介融合的趋势冲击了报纸的销量,许多读者都习惯从网络获取新闻消息,媒体机构也多使用国内记者采写的国际报道,以此减少专门国际记者的费用和支出。

借助社交媒体构建的人际关系网,驻外记者可联络采访到一些国际新闻事件中的非常规采访对象。如地方性报纸《钱江晚报》报道2011年利比亚武装冲突的操作手法或许能够给我国驻外记者提供一些启示。《钱江晚报》作为一家地方性媒体并没有驻外记者,但在报道利比亚武装冲突时,该报除了编发新华社通稿之外,还通过社交媒体辗转联系上彼时坚守在利比亚的浙商,通过对他们的采访为本地读者提供了多篇独家报道,取得了良好的报道效果。

这就对我国驻外记者人才提出了一个思考的空间:目前驻外新闻人才最大程度上发挥驻外获取一手信息的能力如何?驻外新闻人才的融媒体采编能力如何?高效胜任第一时间获取有价值新闻的程度如何?如果发展国内记者采写国际新闻报道,哪些部分可以?哪些仍然需要驻外?所有问题指向:当前我国驻外新闻人才的现状,与国际接轨程度、未来国际传播力增强的空间和路径等。

二、中国驻外记者职业特色

(一)媒体融合与职业压力分布

本课题组的问卷调查显示,我国驻外记者在媒体融合的大背景下,职业任务和压力呈现为:


上图中各个因素对驻外记者的工作形成的压力及程度,在满分为5分的量表中,得分最高的是新媒体技术的进步,可以看出,新媒体成为目前影响驻外记者工作压力程度的最主要因素之一。

(二)媒体融合背景下的中国驻外报道的新闻价值标准

在马克思新闻观的指导下,我国驻外记者具有较强的责任感。本课题组的问卷调查显示,驻外记者在国际新闻报道工作中,所涉及到的新闻价值要素的重要性呈现为:


上图中受访的驻外记者对“真实性”、“时效性”和“导向性”的评分的平均值都介于4—5分之间,即认为该三项新闻价值的重要性介于重要和非常重要之间;只有对“欧美新闻报道趋势”和“猎奇性”的评分在2—3分之间,即认为该两项新闻价值的重要性介于一般重要和不太重要之间。

我国驻外记者在报道中,遵循新闻价值规律,对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十分重视,创造出诸多精彩的新闻案例。比如,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期间,就体现我国驻外记者抓住突发事件的能力。当时,国际台驻美国记者最先向国内发回了海湾战争爆发的消息,其他各驻外站积极配合,不断发回战况和各方反应,随时向中国和世界播报事态的最新进展,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国际台驻外记者发回的海湾战争爆发的消息,与美联社、法新社的时效不相上下,马为公、钱雨润等记者一下子被很多国内听众所熟识。另外,国际台驻外记者对“9·11”事件、印度洋海啸、日本大地震、本·拉登被击毙,以及对驻在国大选和一些重要国际会议的报道等被国内中央及多家地方媒体采用,推动了国内媒体在国际问题报道领域的竞争实力7

三.中国驻外记者的职业影响要素

(一)驻在国与我国国际关系

在许多政治不稳定,社会较为动荡的国家,驻外记者首要面临的问题即为如何权衡驻在国政治因素与我国政治因素,即两国国际关系的问题。对于事实的选择,如何做到具体真实与总体真实的统一,如何正确报道,让国内受众正确看待国外事实,均需要驻外记者优异的政治素养与判断能力。

(二)编辑把关体系的影响

进入大众传播时代,“校对”不再是编辑的最主要的职能,“把关”职能逐渐上升到了更为重要的层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与国内编辑的协调配合也是影响传播速度和效果较大的主观因素之一。经过与驻外记者的个人深度访谈,了解到我国现有的主流媒体,一般设立独立的编辑部,作为稿件发布之前的修正与把关机构,驻外记者也如是。驻外记者在驻在国采写的稿件,发回国内后,一般交由编辑部进行编辑、签发。目前,我国媒体单位编辑部多作为独立部门招聘基层编辑,其知识面广度及深度时有欠缺,对于各国社会文化背景及新闻事件的认识也未尝有驻外记者深刻,可能存在影响报道深度的可能性。

另外,从时效性角度考虑,由于常常存在时差问题,即使遇到突发新闻,记者出于稳妥考虑,有时也会牺牲一部分时效性,等待国内编辑部报告审核通过后再进行深度采写。但就这一问题,各大媒体也有相应的应对措施,以新华社为例,外文稿方面,新华社在全球多处如香港、莫斯科等地设立具有稿件签发权的总分社,保证稿件第一时间的编辑和签发;对于紧急稿件,也会采用特殊标注,保证第一时间在稿件库中显示。中文稿件除了发回国内总社编辑外,在几个较大的驻站也设有签发权力的资深记者编辑,保证稿件的时效性。

(三)稿件的同质化现象

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媒体机构不断增多,各机构对驻外记者的派遣也成为媒体扩大发展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但在驻外记者新闻报道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其中驻在国新闻稿件的同质化现象即为其一。

课题组对各媒体驻外记者工作评价考核标准进行调查后,得出如下结果:媒体对驻外记者的考核普遍侧重其“发稿量”,该项平均得分为4.44,介于非常重要和比较重要之间。


有记者曾撰文阐释中国驻外记者在国际报道中原创率不高的主要原因:第一,人力资源不足;第二,事务性工作较多,有时为满足国内发稿量要求,不得不依赖西方媒体内容;第三,主观上的懈怠。编译外电,毕竟比深入采访要省时省力得多8。面对发稿量的要求,新闻同质化现象似乎不可避免。


目前,国内各大媒体发稿标准,非摄影记者的月发稿量主要基本上都在10篇以上,其中月发稿量为“2130/条”的最多,占总数的31.7%;而摄影记者的月发稿量则主要分布在两个区间,分别是“1120张”和“31张及以上”占比均为42.9%。由于新闻价值取向一致,平均每天12篇的发稿量,在没有重大新闻事件发生的时期,可能易于导致稿件的同质化。

另外,由于各媒体派驻国家逐渐增多,记者站的落地也逐渐细化。各媒体在派遣驻外记者时,除去新闻性较强的战争国家,许多地域面积虽小但国家地位或潜在的新闻性较高的国家,各媒体也倾向于派驻自己的记者,如向欧洲等各国派驻记者等。加之我国驻外记者在选题方面具有一定的共同倾向,因此客观上也会出现选题内容趋于同质化的现象。

(四)驻外时长与人脉关系之间的矛盾

我国电视媒体中存在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驻外记者多从年轻人中选拔,整体年龄结构偏低,资深媒体人士驻外的鼓励或工作奖励机制缺乏。有驻外经历的资深记者44%表示,驻外记者的最佳工作年龄应在3034岁之间,这一观点的占比最高,如下图:



相较于我国选取驻外记者的年轻化趋势,美国驻外记者的平均年龄约为43岁。其中男性平均年龄44岁,女性平均年龄38岁。报纸和通讯社驻外记者的平均年龄41岁,电视驻外记者的平均年龄48岁。电视驻外记者平均驻外12年,报纸驻外记者的驻外时间平均8年,通讯社平均99

比照中国的驻华外国记者,其中在中国长期停留的常驻外国记者占有相当大的比例,他们在被派驻的3年或者是一个外派轮岗周期后没有选择离开,而是选择为其国内的其他媒体机构继续服务,甚至是为其他的媒体机构服务,他们选择留在中国的原因或是个人对中国的喜爱,或者是犹豫家庭关系的需要。10

驻外记者在被派遣到驻地后,由于面对的是全新的环境,甚至有些记者还肩负着开拓记者站的责任,记者个人缺少人脉积累,并无固定的人脉关系。而“广交朋友”又是记者获取新闻线索,争取独家新闻的重要途径之一。对于驻外记者而言,摆脱简单的对当地报刊资料的编译工作,转为真正对第一手的事实信息进行深度采访与挖掘,与积极拓展人脉关系密不可分。但就目前实际情况来看,由于各方因素,驻外记者的派遣时长一般不足以支撑起记者在驻在国充分的拓展人际关系网络,或者出现刚刚熟悉驻在国情况,就已到派遣期限的情况。这一矛盾是目前我国驻外记者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五)驻外记者的保障体系

课题组在对驻外记者工作的职业满意度进行调查后,得出如下结果:


5=非常满意 4=比较满意 3=一般 2=比较不满意 1=非常不满意)


驻外记者对其工作的总体满意度为中上,但职业的安全性、升职空间、报酬收入和福利以及工作时长是普遍较为不满的。

身份问题是驻外记者需要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新华社记者徐玲德在驻外期间就有过相关困扰。波兰海关人员称其未办理居留证身份不合法11。所以,派驻单位需在派驻前与记者、领事馆等相关机构做好与驻在国的充分沟通,避免因此带来工作、生活上的不便。

对于驻外记者的健康和安全方面,也应做好充分的配套措施,如驻外记者所在媒体机构应及时购买医疗保险等各类保险,充分解决驻外记者在采访过程中的后顾之忧。

(六)驻外记者的生活适应力

驻外记者往往首先面对的是有关生活的适应力问题,首要的是文化、社会政治冲突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如何解决语言问题。

其次,工作条件陌生也是困难之一。新华社记者刘瑞常在讲其驻外经历时提到其驻在国生活条件困苦,在开展分社工作时相应的遇到了许多困难12

最后家庭问题也是重要问题之一。由于工作的特殊性,驻外记者与家人亲友团聚时间有限,部分媒体机构对家属随行及相关政策还未能形成体系,这一点也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驻外记者的个人困扰。

为避免这一现象,从国家层面的统一管理与统筹是必不可少的,将普遍撒网派驻记者改为鼓励驻外记者纵深挖掘,保证记者的专业性能力发展。记者“跑口”模式普遍应用到驻外领域也不失为一个好方法,领域固定才能够深挖出好材料,做出好新闻。

四、媒体融合背景下驻外记者的规约与道德自律

驻外记者承担着为国内受众展现世界,为世界介绍中国的责任。尤其在媒体融合的今天,社会个体作为信息接受者普遍可以成为消息源,加速新闻在不同的平台上迅速传播扩散;因此对驻外记者的专业素养和能力提升提出了更多挑战,针对其新闻报道的规约和道德约束也会更为强化。

(一)驻外记者规约

2009101日起施行的《报刊记者站管理办法》,详细规定了记者站的设立、人员活动、监督活动、法律责任等,也成为驻外记者站设立和运行必须遵守的法律。

行业协会是记者执行自律的主要机构,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七届理事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2009119日修订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是新闻工作者需要普遍遵守的道德准则,虽然不具备法律效力,但在行业内部具有一定的约束力。

《报刊记者站管理办法》目的是为了保护驻外记者权利,保证新闻的质量,更好的发驻外记者站的作用。尤其是媒体融合的今天,互联网大大便利了国内外信息交流,问卷调查显示:


在回答“与20年前驻外记者工作相比,下列驻外新闻工作者的自身因素是否发生了变化”这一问题时,在最高为5分的前提下“对多媒体技能的掌握”这一选项得分为4.66,这表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已经深刻地改变着驻外记者的工作方式。


媒体融合的今天,消息能够快速地从驻在国传递回国内,这样的管理制度将驻外记者站的责任承担归于记者站站长或者上级主管部门,可以有效地落实责任的归属,避免新闻事故的发生。也方便驻外记者站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调整,增加国际新闻业务报道的机动性。

问卷调查中多数受访驻外记者认为中国驻外记者最需要的职业技能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突发事件应对和报道能力”“沟通与社交能力”“全球意识与国际视野”。驻外新闻业务对记者的个人素质提出了较高要求。


因此对于驻外记者的规约,法规建议规定得更为细致。一方面是保障驻外记者的各种权益,另一方面也是对驻外记者的报道任务和报道原则进行统一的规范。

    (二)驻外记者行业自律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颁布了为新闻工作者普遍接受的《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对于全国的新闻工作者来说,是一个道德方面的要求。《准则》也特别规定了驻外记者应遵守的道德约束。

1.党和人民利益至上

《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规定中国新闻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驻外记者工作归根结底是为了更好的服务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驻外记者首要应做好舆论引导工作,将真实的世界呈现给国内的受众,同国外的政治偏见做舆论阵地上的斗争,真正将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切实做到“国际交往中维护祖国尊严和国家利益”13。问卷调查显示,驻外记者,对“导向性”的认同程度很高,在为5分的“非常重要”的记分下得分为4.11

本课题组的受访对象认为以下行为中相对而言正当性最高的行为是“主动淡化不利于本国或其政策的新闻”,该选项的平均评分为3.82,这也代表了我国驻外记者对“党和人民利益至上”观点的认同程度颇高,如下图:


2.坚持中立报道

问卷调查显示:“最重要的新闻价值”中“真实性”以4.99的平均得分位列第一位。这表明我国驻外记者普遍认为“真实性”是居于首位的新闻价值标准。西方记者向世界报道的是他们想让世人知道的新闻。“任何媒体传播的任何一条消息或言论都是有着非常明确的目的的,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14

3.尊重驻在国传统和现状

世界上不同民族国家和地区都存在这不同的风土人情、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等,驻外记者身处驻在国,要“尊重各国主权、民族传统、宗教信仰和文化多样性,报道各国经济社会发展变化和优秀民族文化”15

4.富有同情心

驻外记者可能会被派驻到世界上较为贫穷落后的国家去工作,记者们在这些地区“增进了解、加深友谊,为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多做工作”16。记者可能会面对一些人类最悲惨的一面,公众对记者也存在着一种角色上的期待,认为记者会是正义良知的代言人。

五、媒体融合背景下中国驻外记者的能力诉求

记者郑若麟认为,发达国家运用先进的技术装备,实际上垄断了世界新闻市场,因此解释新闻的全部权力,就在于发达国家的新闻机构手里。(1991p.2417这就对我国驻外记者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期待。

(一)全媒体报道能力

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对驻外记者自身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汉密尔顿((John Maxwell Hamilton, 2004p.308))18认为,技术节约了传播的时间。在爆炸式的信息场中,驻外记者需要不断地自我更新,紧跟事物的最新变化和事件的最新进展;另外,驻外记者要成为“多功能复合型”记者,需要掌握全媒体报道技能,特别是小型的驻站点,更加强调驻外记者独立报道和多平台发布的能力。

(二)组织策划能力

问卷调查显示,我国与外国媒体在国际新闻报道上的差距主要在于报道的机制体制上,以及对新闻线索的追踪和深度报道能力,如下图:

这些因素将影响新闻报道和媒体自身的影响力。参与调查的驻外记者普遍认为,应对和报道突发事件的能力是我国驻外记者最需要的职业技能和素养,如下图:


媒体融合的发展和互联网技术的提高,便利了驻外记者在国外寻找新闻线索和新闻源,也方便和简化了国内外的信息传递和业务协作,更快速地做出反应,跟进报道,集纳更多元的新闻素材和更全面的报道角度。但同时,国内外媒体之间在时效性上的竞争加大,国际新闻报道的话语权争夺也更加激烈。从微观的角度,对海量信息的筛选和辨别需要更加谨慎,希尔瓦(Carlos Silva, 2011p.6619也强调,技术可能在未来对国际新闻的可信度构成威胁,在技术大大增强新闻时效性的同时,驻外记者应更加注意报道内容的深度。

(三)外语能力

李宇(2011p.8820认为,相比一位语言能力出色,但采访和制作水平低下的驻外记者来说,一位业务能力过硬的驻外记者更能制作出有影响力的新闻。张丽和孙璐也认为,在驻外记者的培养和选拔上,应改进以往过分强调语言背景,弱化新闻传播素质的思路。(2014p.8621

然而,在我国许多一线驻外记者和媒体领袖看来,外语能力仍然是培养和选拔驻外记者的关键因素之一。课题组调查的驻外记者中,有45%的驻外记者有外语(语言学或文学)背景,有新闻传播学背景的占32%;绝大多数人(71%)认为驻外记者必须很好地掌握当地语言外语,49.3%的受访者认为英语在驻外工作中必不可少。

巴西学者阿格内兹和莫拉则具体针对驻外记者的各项职业素养和技能进行调查统计,其中91%的驻外记者认为能够使用多门外语非常重要。(AgnezL.FassarellaMouraD.Oliveira2015p.6422熟悉驻在国语言能为调查研究、沟通采访提供极大的便利,也有利于深入了解驻在国的文化,适应当地生活。


我们也应该看到,外国媒体在国际新闻采集上大量地雇用当地雇员,并没有对驻外记者本身的外语能力作硬性要求。对于驻华的国外记者而言,也是由两类情况构成的,一类是在中国的留学生,在中国拥有学习的经历,拥有广泛的社交圈和对文化背景的熟悉;一类是职业记者,拥有最为熟悉的新闻专业技能,“这些去语境化的知识随着记者的移动被带入到新的环境中,通过再次语境化的过程成为这类记者开展工作的重要资源”。23

(四)中国驻外记者的培养机制

除高等院校学历教育之外,驻外记者的专业能力主要依赖从实际工作中积累经验,以及向前辈或同行学习。相对来说,参与课题组调查的驻外记者认为,机构培训并不能给驻外记者带来足够的专业知识,新闻派出机构岗前培训、新闻派出机构组织进修以及职业机构培训等,都没有得到较高的认可度。

国内主流媒体通常在派出驻外记者之前组织短期培训和考核,作为派出的基本条件。但事实上,这种形式的培训对实际工作可能发挥不出理想的作用。培训中更多是对驻外公务人员政治纪律的强调,以及对基本驻外事务的梳理。

国外媒体机构十分重视对驻外记者职业技能的培训。学者贝尔通过对驻外记者的访问调查发现,普遍认为此类培训对于年轻记者来说有利于晋升和个人发展,对资深记者来说也有利于在文化素养上的深入拓展。多数记者认为媒体组织应当提供培训机会,尤其是研究分析和语法,对报道十分关键。(John Bare, 2005p.8124

六.中国驻外记者培养的主要模式及思考

1982年起,我国在一些高校中开设国际新闻专业五年制本科和国际新闻双学士等学历教育。25北京广播学院(后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厦门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以及当时由新华社主办的中国新闻学院[2]纷纷在此时设立了国际新闻的相关专业。这一阶段的最后几年里,国际新闻教育教学的规模却因资金、师资的不足而大幅度减小。

2009年,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高校[3]在中宣部、教育部的统一部署下进行试点,创设国际新闻传播后备人才班(硕士研究生,简称“国新班”),并逐步探索形成“国情教育+融合新闻业务+外语+媒体实习”四大模块的人才培养模式,成为我国国际传播人才教育实践中可圈可点的一笔。

事实上,从专业培养和就业的角度讲,国际新闻学专业与驻外记者的工作是高度对口的。相关专业的学生应成为驻外记者行列中的主力军。然而,目前我国驻外记者中,绝大部分的教育背景为外国语言文学和新闻传播学专业。本课题组的问卷调查显示:有56%的驻外记者有语言学背景;其次则是新闻传播学,占比为32%。其他各学科背景驻外记者占比的总和才不足25%。可见目前我国驻外记者的学科背景仍较为单一。



    根据课题组的调查结果,具有实际驻外经历的记者,普遍认为现今我国对驻外记者的培养中,除“外语”与“新闻学”之外,应更多地融合不同的学科背景。例如“驻在国的文化历史研究”、“国际关系与政治”、“文学写作”、“传播学”、“舆论学”、“国际经济与贸易”、“逻辑学”、“民族学”等等。在上述的多门学科中,很多往往是传统驻外记者培养过程中所忽略的。


(5=非常重要 4=较为重要 3=一般 2=作用较小 1=不重要)


国际新闻报道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对驻外记者所接受的高等教育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我国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外语特色型国际新闻传播人才

这类学校的典型代表包括北京外国语学院和上海外国语学院。一般来说,其开设国际新闻专业多被放在外语专业之下,且普遍较为重视外语教学。学生进校之后,首先要完成两年类似本科英语专业的基础英语学习,之后才开始接触各类新闻实践学习。基于语言类学校的优势,这种教学模式下的学生外语水平较高,是目前国内各大外文媒体和驻外记者的生力军26。以上海外国语大学为例,在近年中东局势动荡的背景下,上外利用其阿拉伯语专业的自身优势和特色,充当了中东国际传播的智库与人才培养基地的角色,为新华社等主流媒体输送了大量语言类人才。

(二)新闻、外语并重型国际新闻传播人才

这类学校的典型代表是中国传媒大学。这类教学模式之下,学生入学后首先要进行英语语言的学习,其后陆续加入新闻学相关的课程。在本科阶段的最后两年,则会侧重于国际新闻业务,包括采写编评等课程的学习。在师资上,这类学校也往往既注重教师的外语水平,同时也注重其在媒体当中的从业经历。以中国传媒大学为例,该校始终聘有外籍教师进行新闻专业的课程讲授。同时,也会定期邀请大量来自媒体一线的资深从业者举办讲座,和同学们分享实践经验。在此种模式下的学生,往往既有较高的英语水平,同时新闻专业素养也比一般英语专业的学生更高,就业时的优势更加明显。

(三)新闻特色型国际新闻传播人才

在这种教育模式下,学校关于国际新闻人才的培养相对来说更加注重新闻学的培养而非外语能力的培养,因此学生的文字功底、新闻写作能力相对较强,学生往往具有较高人文科学素养。其中,厦门大学、四川大学是这一教育模式的典型代表,他们为国内媒体输送了大量编辑和文字记者。

整体来看,目前国内能够用外语教授新闻学相关课程的教师资源还是相对稀缺的。首先,中国籍教师的外语程度能否达到专业化授课的标准有待商榷,即使语言过关,没有在大型媒体中从事国际新闻工作的经验,也会使其教学质量大打折扣;其次,一些高校聘请的外籍教学人员并不具备在大型媒体从事国际新闻工作的经历,其在新闻业务上的专业性有待考究,且此类外籍人员往往只是在高校从事兼职工作,其花费在教学上的时间、精力有限,教学成果很难保障。因此,未来我国在国际新闻专业教师培养上仍需下一番功夫,投入更多的资金吸引并培养专职全能型教师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除了上述三类国内的主要教学类型外,注重学科交叉,培养某一领域的专业型记者在国外同行的实践中已有了较为成熟的模式。

(四)“国新班”案例分析

2009年,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高校在中宣部、教育部的统一部署下进行试点,创设国际新闻传播硕士研究生班,简称“国新班”。旨在为我国培养更多优秀的复合型国际传播后备人才。同时,也看做是由政府部门主导,中央重点外宣媒体支持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改革试验。我国国际传播人才教育模式新一轮探索拉开帷幕。

开设国新班的三所高校,近年来一直致力于建设跨媒体实验平台。例如清华大学的“清新传媒”实践平台,中国传媒大学的14级、15级国新班的微信公众号等,学生在校期间充分体验互联网、手机客户端等新兴媒体的传播特点和技能,并制作出符合新兴媒体传播规律的新闻作品,切实提高和锻炼其写作能力、思考能力、反应速度、新闻敏感度等国际新闻传播人才所需具备的技能和素养。其中,中国传媒大学国新班的同学们在15级国新班微信公众号中定期制作的新媒体读书栏目《声波图书馆》正是这样一种有益的尝试,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课题组成员通过深访,大部分媒体相关负责人普遍表示国新班毕业生的外语水平明显优于其他生源,并且其新闻业务技能良好,在采访、拍摄、写稿,部分后期剪辑工作中表现出较强的实践能力。但与此同时,从总体情况来看,国新班的学生也存在一些问题。例如,有些本科非语言类专业的同学的外语能力与实际工作中的岗位需求还是有一定的差距;而本科非新闻学专业的同学关于新闻业务技能的掌握还不能达到融会贯通、灵活运用;对国际关系等通识的掌握较少,不能宏观的审视国际局势,进行更深层次地批判性思考等。

纵观我国国家新闻传播人才教育现状,其在课程和实践教育上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首先,学生需要具备的专业能力较复杂,且在国际舆论西强我弱的形势下,国际新闻学生往往承担着建构我国国际形象的重要使命,因此从学科地位上给予其足够重视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以新华社国际部为例,高校毕业生在派往海外前,往往要经过一到两年的基层锻炼和相关学习,到达派驻国后再进行一段时期的针对性培训。

再次,目前我国驻外新闻传播人才本科、硕士、博士阶段教育定位不清晰,不同阶段课程重复的现象严重。中国人民大学将国新班中本科外语专业和非外语专业的学生进行分班培养,就是针对这一现象的有益尝试。

再次,教育模式中要具有一定的跨学科融合性。

最后,注重通识教育是美国国际传播教育的显著特点。国际传播人才的培养要摒弃职业培训模式,重视基础阶段的通识教育,努力建立通识教育体系。

西方世界对我国“舆论攻击”、“文化渗透”的力度也在不断加大。特别是媒体融合背景下,新兴媒体崛起,传统主流媒体的影响力被削弱。在此背景下,需要中国媒体在国际上发出“中国声音”,传播中国价值观,因此培养一批专业素质过硬,对外能讲好中国故事,对内能建构客观、真实的西方形象的国际新闻传播人才,成为当前我国新闻传播学界迫在眉睫的任务。

七、结语

驻外记者是我国国际传播的重要力量。在当前全球国际新闻报道、媒体融合及新闻业整体趋势调整的大背景下,影响我国驻外记者工作的因素也不断改变。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指导下,我国驻外报道的新闻价值标准、驻外记者的职业道德和自律准则,具有中国特色,并渐趋规范、专业;媒体融合对驻外记者的报道能力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驻外记者在国际新闻报道中表现出来的优势和劣势,与我国在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层次上对驻外记者的培养有一定的关联性。准确定位培养目标,重视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借鉴国外优秀经验,有利于提高我国驻外记者的国际传播能力,以更好地应对传媒的变革,牢牢把握我国的国际话语权。

1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课题“中国广播电视新闻人才发展战略研究——以媒介融合为背景”(项目编号:14JJD860006)的子课题“中国驻外记者研究”的成果。

2李越. 新华社国际新闻报道的历史发展简况[A]. 国际新闻采写经验荟萃[C].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1.

3晋雅芬. 持记者证人员已达25万人[N]. 中国新闻出版报, 2013 11 8.

4中国记者网. 2015年记者证核发公告》. http://press.gapp.gov.cn/, 2015 12 31.

5Fred Hiatt. 消失的驻外记者(The Vanishing Foreign correspondent)[N]. 华盛顿邮报, 2007 1 29.

6Pamela Constable. 驻外记者的灭亡(Demise of the Foreign Correspondent)[N].华盛顿邮报, 2007 2 18.

7孙伶俐.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驻外记者事业发展与思考[J]. 青年记者, 201513

8陈枫. 把中国的声音传向世界——论驻外记者如何争取国际话语权[J]. 科教文汇(下旬刊), 200906

9()赫斯. 国际新闻与驻外记者[M]. 北京: 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 2010: 15, 37.

10钱进.作为流动的职业共同体:驻华外国记者研究.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28.

11徐玲德. 一个人的驻外分社——一名新华社驻外记者的往事记忆[J]. 中国记者, 201502

12刘瑞常. 驻外记者的“酸甜苦辣”[J]. 青年记者, 2008,13

13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 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2009.

14关健斌. 勿“鹦鹉学舌”,忌“拿来主义”——从驻外记者的眼光看国内媒体的国际报道[J]. 新闻记者,200711.

15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 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2009.

16同上.

17郑若麟. 海湾战争报道札记[J]. 新闻记者,199105

18 Hamilton J.M., Jenner E. Redefining Foreign Correspondence[J]. Journalism, 2004(5-3): 301-321.

19Silva Carlos E.L. CorrespondenteInternacional[M]. São Paulo: Contexto, 2011: 66.

20李宇. 增强国际传播力背景下驻外记者的素养与选拔[J]. 中国记者, 2011(11): 88-89.

21张丽, 孙璐. 中国电视媒体如何提升国际新闻传播力——从央视马航事件报道说开去[J]. 新闻大学, 2014(4)

22AgnezL.Fassarella, MouraD.Oliveira. PerfilProfissional dos CorrespondentesInternacionaisBrasileiros[J]. RevistaFamecos - Mídia, Cultura e Tecnologia, 2015(22-3): 54-73.

23钱进.作为流动的职业共同体驻华外国记者研究.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51.

24Bare J. Advice and Guidance for International Journalism Trainers[J]. Nieman Reports, 2005(59-2): 80-82.

25郭可. 国际新闻教育谈[J]. 新闻大学, 1994(2)

26唐艾华, 尚京华, 路永民. 国际传播人才教育类型与阶段刍议[J]. 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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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记者主体性重建的可能:知识社会学的视角


 龙小农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


摘要:社会媒介化时代,新闻记者提升公信力和权威性面临的突出矛盾是:昔日之受众今日之用户的主体性越来越强,而记者作为行业和职业的主体性却日渐式微和消解。记者必须重建自身行业和职业的主体性,才能与新闻用户重建“主体间性”,实现自身公信力和权威性的提升。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看,新闻是社会性知识,记者是社会性知识的生产者和传播者。以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借鉴知识人坚守理想与信仰,保持“隔离的智慧”“超越的心灵”,去创造、传承、使用知识,应是记者重建主体性的可信尝试。

关键词:新闻记者;主体性; 知识人;知识社会学


一、问题的提出:记者主体性日益式微与消解

新闻记者是一种通过采访报道事实、探寻真相的职业。由于它的特殊属性和特殊职责,它不仅仅是一种职业,更应是一种志业——一种听从内心召唤而漠视外在干预与功利诱惑的理想状态。基于这样一种共同的期待和认知,记者被社会大众视为“守护社会良心底线的崇高职业。然而,随着新闻传媒领域整顿和反腐工作的展开,2013年以来,管理部门公布和新闻媒体披露的有关媒体及记者违法违纪、失职失德的行为明显增加,对媒体及记者的主体性和“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1(以下简称“四力”)构成严重侵蚀。记者主体性式微与消解,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记者将新闻报道权视为一种交易

马克思1942年在《论新闻自由》一文中说:“新闻界的首要自由在于它不是一个交易……但是对于新闻界的本性来说,它应该依据它高贵的本性而行动,它是自由的。如果它降级为一个交易呢?可以确信,作者必须为了生存而谋生而写作,但是他绝不是必须为了生存和写作而谋生的。”2显然,在马克思看来,如果把新闻报道视为一种交易,记者其实是在出售自己的主体性和新闻采写自由,必然危及新闻的权威性和公信力。1843年马克思更进一步指出:“人民的信任是报刊赖以生存的条件,没有这种条件,报刊就完全萎靡不振”。3新闻界屡屡爆出的新闻寻租、新闻敲诈,或有偿报道、有偿不闻;陈永洲、沈颢、郭振玺和芮成钢等昔日之记者,之所以失足背叛记者的理想,即在于泯灭了新闻的高贵本性,将新闻报道权视为一种交易。记者一旦把新闻报道当作商业交易去看待,就是把它同经济利益联系起来,所谓的新闻出版自由已经夹杂着记者个人的私利,最终导致记者不会完全遵循新闻的本性,而是被经济利益所左右。

2.记者放弃职责,盲目跟风或蓄意捏造,传播虚假新闻

我们已置身媒介化社会,个人、机构、社会已高度媒介化。高度媒介化的社会要求记者面对多元化信息、多样化评论时,必须坚持知识生产的基本原则与思维准则:逻辑证伪、事实证伪、实事求是。然而,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激烈竞争、博取点击率的当下,部分记者已经把追求新闻短平快传播放在首位,把新闻真实与否交给受众去判断。身处资讯高度发达的媒介化社会,记者理应秉持专业素养和职业操守,出于公心、守住底线,在价值多元中呵护良知,在消息泛滥中寻找真相。记者只有恪守敬畏事实、秉持正义的信念伦理和道德伦理,才能善用记者权利,不负社会厚望。欣慰的是,在众声喧哗中依然有新闻媒体运用自己的理性判断、逻辑推理,对“上海女孩逃离江西农村事件”予以质疑;有记者深入东北村庄求证“一个病情加重的东北村庄”的真伪,澄清事实、引导舆论。

3.记者诉诸道德和价值判断而不是实证论据报道或评论,造成新闻失实和舆论误导

在道德泛化时代,部分记者倾向于诉诸道德直觉而不是实证论据来支持其叙述和评论,在新闻报道中将批判对象道德脸谱化。有些记者往往被一个词汇、一个陈述或者一个场景带来的“第一印象”俘虏,缺少甚或放弃对其背后的事实与逻辑,刨根问底、证伪求真的耐心。这正是2016年春节《财经》杂志记者高胜科在春节没有返乡,却能够炮制出虚假新闻《春节纪事:一个病情加重的东北村庄》;众多媒体和记者能就网络社区上传播的虚假新闻“上海女孩逃离江西农村”,不加核实、妄加评论和报道的原因。近年来发端网络的虚假新闻,传统媒体记者不加核实求证,就跟风起舞、推波助澜的案例屡屡发生,警示记者以知识社会学的视角重构主体性的迫切性。

4.记者职业理想、新闻理想幻灭,另谋职业

当前,部分新闻媒体及记者已明显出现价值取向危机,以新闻专业主义为基础的规范伦理和以新闻理想信念为基础的德性伦理,同时受到商业化、娱乐化、去理想化的冲击和消解,记者谈新闻理想似乎已经成为绝响。这集中表现为最近几年在职记者辞职潮的掀起、高校新闻传播类专业毕业生从事新闻传播工作的比例再创新低、新闻传播类专业毕业生新闻理想的丢弃。这种冲击和消解,已对新闻媒体及记者“四力”的提升构成侵蚀。有学者对2009-201552位新闻从业者的离职告白文本进行内容分析后发现,传媒体制的禁锢、新技术的冲击、媒体经营的压力以及个人职业规划四个方面,是记者阐述自己离职理由时的主要归因。4对于新闻理想的幻灭,媒体圈中广泛流传的或许是《新京报》原记者田颖离职告白结尾那句话:“去你妈的理想,姐赚钱去了。”5

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提出的“新闻场”理论或许有助于说明记者为何容易失去主体性。他在《关于电视》一书中认为:“新闻界是一个场,但却是一个被经济场通过收视率加以控制的场。这一自身难以自主的、牢牢受制于商业化的场,同时又以其结构,对所有其他场施加控制力。”6这个“场域”就像一堵无形之墙,记者看不到但却可以切身体会到它的压力和威严。记者进入新闻业,即进入这个“场域”,必然会受到构成新闻场的各种要素制约,在保持与放弃主体性之间挣扎。记者一旦丧失主体性,即丧失自己的责任伦理,容易犯以下错误:过滤信息,有选择性选择样本(材料);为维护自己已经接受的“预定设想”,隐瞒事实而不是报道事实;将新闻报道权视为交易换取利益。

借用法国社会学者朱利安·班达的说法,未尝不可把记者主体性丧失称之为“记者的背叛”7:背叛记者的宗旨、背叛新闻职业理想。记者为什么背叛?从当下来看,原因主要有:商业化(新闻编辑部的盈利压力)、娱乐化(受众的接受需求调整)、威权的压迫(新闻规制的强化)、理想的幻灭或信念的丧失、新闻理想与信仰教育的缺失。此外,记者主体性的式微和消解,固然与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主体性原则的解构有关,也与后现代社会的消费主义倾向、泛娱乐主义、社会碎片化、个人媒介化、新威权主义和新媒介技术的兴起相连。

二、从知识社会学角度重建记者主体性的价值与依据

(一)重建记者主体性的价值

 一般而论,人的主体性是指人作为实践活动主体的质的规定性。主体性既是人作为主体所具有的性质,又是人作为主体的根据和条件,它具体表现为自为的自律性、自觉的能动性、自由的超越性。记者的主体性是由新闻行业的职责和使命而引申出来的对记者在新闻实践活动中质的规定性。而主体意识,则是记者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主体,对自身具有的能动性、创造性和自主性的确认。那么主体性于记者有何价值?

1. 主体性的存在是记者合法存在的基础

社会已由大众社会向公民社会、信息社会过渡。面对公民获取信息来源多元化、碎片化,需求个人化、个体媒介化,记者如要确立存在的合法性,其角色应由事实的报道者向事实的阐释者、评论者、公共领域的对话建构者转型;记者应把新闻事业当作一项知识性事业,当作某种超越眼前的需要和任务,因为新闻采写和传播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社会性知识的建构。记者若丧失主体性,即无法实现这种角色转型、遑论担当此社会角色。与此同时,昔日之受众已转型为今日之用户,主体性日渐增强,记者只有重构主体性,才能强化记者与用户之间的主体间性,重建记者与用户的互动关系。如果专业记者与公民记者并无二致,其职业存在的独立性、存在的合法性就将被解构。美国学罗伯·麦克切斯尼认为,媒体与传播的紧要关头来临有三个标志:新的传播技术摧毁了现在的制度;媒体尤其是新闻业传播的内容,其可信度逐渐下降或者被视为非法;国家或社会出现了主要的政治危机——严重的社会失衡。一旦上述条件成熟,既存的社会秩序将不再有效,必然导致传播革命的发生。8当今新旧媒体的融合发展,新兴媒体对传统媒体的冲击、传播治理机制的重构,无疑正是这样一场传播革命。传统媒体及记者要引领这场革命并确保自身存在的合法性,就必须重构自身的主体性。

2.主体性的存在是记者独立思考、判断和实践的前提

社交媒体全天候发布突发性消息的优势、新旧媒体用户竞争的白炽化,已迫使新闻媒体报道更多的传言和更少的可靠消息,这已严重侵害新闻媒体及记者的公信力。在新兴媒体环境下,记者的主要职能已经不只是采集新闻,还要对浩如烟海的新闻和信息进行筛选和重新组合,使这些杂乱的信息呈现出相互关系和深刻意义,使其转化为社会性知识,记者的工作也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知识生产与管理的工作。这要求专业记者作为内容建设的主体,重塑知识生产者形象以重建专业媒体的权威。9换而言之,在信息海量涌现、信息碎片化和新闻数据化时代,记者面对海量新闻素材、剧烈竞争压力,迅速做出新闻价值和报道价值的抽象和判断,应成为记者的核心能力之一,且这种抽象和判断应独立自主做出,不受外界干扰。

3.主体性的存在是记者保有自由、独立、责任三位一体精神属性和职责使命的关键

记者维护公信力和尊严的最后武器是不偏不倚的真实报道。在市场化和产业化的双重竞争压力下,部分记者沦丧为“生意人”,部分新闻媒体已由“社会公器”沉沦为“盈利私器”,主体性丧失殆尽。如果记者自身主体性也拿来进行交易,那么新闻媒体的引导力和公信力就令人怀疑。诚然,利益支撑新闻媒体生存发展的重要支柱,但将最基本的新闻伦理和理想拿交易,对于新闻媒体及记者说,无疑舍本逐末、饮鸩止渴。如果公众对新闻失去信任,新闻不再以客观事实为准绳,成为拿钱办事不给钱威胁的黑社会,新闻媒体难有存在的价值,记者几无存在之必要。习近平在2016219日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新闻媒体应思考“依靠谁、为了谁、我是谁”的问题,其本质就是让记者找回主体性。无论新兴媒体如何创新、传统媒体如何没落,记者回归其本位,首先应是“理念人”“知识人”“理想人”“责任人”。这与习近平在2016年记者节来临之际,希望记者“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坚持正确新闻志向和坚持正确工作方向”具有内在相通之处。

事实上,西方社会科学在马克思·韦伯和塔尔科特·帕森斯等人的影响之下,在理论上所作的最大创见之一就是承认主观的意义和价值是对人的行为有决定性的因素。由于“主观意义”的投射,人有价值、有目的,从而追求价值和目的。因而人不仅是“理性的动物”,更是具有价值感和追求目的的动物。换言之,人不仅是理性人,还是意义人。马克思·韦伯在《以政治为业》一文中指出,兼具“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才能造就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能够“接受召唤去从事政治”的人。10知识人强调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认为一个有意义的生命是需要许多价值和理想来支撑的。这正是不少知识人“板凳能坐十年冷”、潜心探寻知识和真理的强大动力。作为记者,既要以“信念伦理”作为职业理想指南,同时又要以“责任伦理”作为职业实践向导。作为知识人的记者,要想保持真诚、操守、主体性,需要有一种“隔离的智慧”和“超越的心灵”,才能在新闻实践中正确处理好材料与事实、角度与事实、立场与事实、记者与采访对象之间的关系。我们呼吁从源头上重建记者的主体性,旨在强化记者对价值和意义的追求、对新闻理想和信念的坚守,涵养“隔离的智慧”和“超越的心灵”,消减商业化、娱乐化、庸俗化,世俗化、机制化、功利化对新闻实践的影响,重建记者对“记者”这一志业的敬仰和敬畏。

(二)从知识社会学角度重建记者主体性的依据

作为知识(理念)生产和传播的重要载体,新闻媒体既是社会变迁的产物又是社会变迁的工具。记者既有知识生产的职业与道德规范,也具有知识精英的传统与现实实践。这就为我们从知识社会学角度入手重建记者的主体性提供了依据。

1.记者与知识人具有内在可通约性

中外有关知识人的理论论述,一般认为知识人具有知识性、独立性、批判性、代表性、参与性、前瞻性;中外有关记者职责与属性的描述,通常认为记者具有信息性、独立性、批判性、代表性、参与性、预测性。11显然,记者和知识人之间具有天然的可通约性。尽管对记者是否可以纳入知识人的范畴尚存争议,但已有越来越多的关于知识人的内涵与外延的界定,把记者纳入知识人的范畴。从道德和伦理的精神属性角度看,记者和知识人无疑面临共同的冲突和纠结,即他们应以出世之精神去完成入世之事业。这就使记者和知识人共同面临着精神出世和使命入世的冲突、精神的出世和肉体的在世的冲突。

许纪霖在对现代中国知识人与公共空间问题的探讨中,提出“知识人社会”的概念,并指出知识人和现代传媒在建构公共空间的可通约性。“‘知识人社会’居于国家(上层的国家权力)与社会(下层的市民社会)之间,其中的角色不再是传统士绅,而是现代知识分子,其职业和身份是多元的:教师、编辑、记者、出版人、自由撰稿人等等。他们不再像士绅阶层那样有统一的意识形态,也不再有国家科举制度所认同的正式身份。但正是这些职业与身份多元的现代知识分子,共同形成了一个知识生产、流通的文化交往网络。”“在整个知识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之中,学校和传媒是两个最重要的核心环节。”他认为,现代传媒是“知识人社会”的最大的公共网络,“不仅控制了知识的传播与消费,而且生产与再生产现代社会的公共舆论,而后者正是公共权力的合法性来源”。12

2.新闻事业是知识性产业、新闻报道是社会性知识已渐成共识

现代传媒不再只提供信息服务,其本身已经成为知识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传播学集大成者威尔伯·施拉姆早就认为:“采用机械的媒介,尤其是电子媒介所成就的一件事,就是在世界上参与建立了史无前例的宏大的知识产业。”13比尔·科瓦奇等人认为,未来新闻业的发展要求记者是知识的生产者和传播者,新闻媒体应是知识生产者和传播者的新闻组织。决定新闻业存亡的不是采编技巧,而是新闻媒体和记者所提供知识生产的社会效果。14盖伊·塔奇曼说:“新闻讲的是社会生活的故事,所以它是一种社会资源。新闻既是一种知识资源,又是一种权力资源,所以说,新闻是观察世界的一个窗口。”15迈克尔·舒德森认为:“虽然我们拥有能让每个人都成为平等的信息发送者与接受者的技术,但是如果没有专业化的新闻机构,现代世界仍是难以描述的。”他同时指出:“新闻是文化的一种形式,我在此称之为‘公共知识’。”16新闻报道于社会而言,无论是从知识发生学还是信息传播学的角度来说,都可以归入社会知识的范畴,因而其生产提供者自然可以归入知识人的行列,其传播的首要目的在于作用于今天的社会,而不是为明天记录历史。

把新闻与知识社会学联系在一起,在国外早有传统。芝加哥学派代表人物罗伯特·帕克1940年撰写过一篇名为《作为一种知识形式的新闻:知识社会学的一章》的文章,对我们认知新闻是知识的一种形态很有意义。他采用美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威廉·詹姆士在《心理学原理》中对知识的分类,将其分为关于某事的知识和对某事的了解两类。17前者是正式的、理性的、系统的知识,后者是通过个人对周围世界的直接接触而获得的知识。可能是个人的,也可能是群体适应环境积累下来的。它是非正式的,通过无意识获得,难以言传。他认为,在以这两种知识为两极构成的知识光谱中,新闻居于两者之间,它为社群提供日常所需要的信息,建构着我们对现实的想象。这种知识会引起传播与讨论,形成公众意见,有时还会诱发行动。从这个角度来看,新闻媒体应该把自己定位为积累和综合有关社群的知识的地方,并且还要采用各种方法使这种知识具有可用性和互动性。

3.记者的自我期许和公众的社会期待,让记者自觉不自觉地扮演知识人的社会角色

社会角色是自我期许和社会期待的结合。不少优秀的记者自觉把新闻事业视为知识人的事业或把记者视为知识人。著名报人兼记者约瑟夫·普利策曾说:“我的想法是将新闻作为一种崇高的知识分子的职业,用实践的方法鼓励、教育现在、未来的从业人员。”18他之所以属意创办哥伦比亚新闻学院,是因为希望“教育报纸的作者和编辑以报业的理念”“将新闻业从一个行业转变为一个为公共利益而奋不顾身的专业”19。中央电视台记者白岩松谈到新闻从业者时,给自己两个定位——知识分子、啄木鸟。他说:“一位优秀的电视新闻节目主持人,我觉得他必须是一个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天生就应该是从‘小我’中能有所跳离,去关注一个时代,忧心忡忡地看到很多问题,并希望它改变,社会也因此变得更好的一群动物”“好的记者都是啄木鸟,而不是喜鹊,不是天天让人开心”。20

从新闻业界和学界关于记者的类型学划分来看,不少分类方法都将部分记者归入知识人的范畴。业界按照层级分,从上到下把记者的构成结构描述为金字塔式结构。塔尖是精英阶层,是知识人记者,为数不多但却可以照亮新闻界;塔底是一般从业者,从事新闻工作更多是“为稻粱谋”;中间是广阔的中间地带,这里相对混杂。吴飞根据价值取向,把新闻从业者分为四类,即传统知识精英型、士商结合型、政治宣传家型和专业主义型。21杨润时从风格上把记者分为新闻型记者、文学型记者和学者型记者三类,学者型记者要求对自己所报道的行业有专门的研究,进而要求自己在若干领域有自己的专门研究,他应该是一个知识广泛、具有独到见解的人。22

 从社会期待来看,公众一般视记者为社会的良心、社会公平正义的守卫者,期待新闻媒体和记者是社会公器,服务于公众利益,而不仅限于服务政治或经济利益集团;做社会的观察者、事实的报道者,而不是某一利益集团的宣传员;做信息流通的“把关人”,采纳信息的准则是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而不是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的参与者或鼓动者;以实证科学的理性标准评判事实的真伪,服从于事实这一最高权威,而不是臣服于任何政治权力或经济势力;受制于建立在上述原则之上的专业规范,接受行业自律,而不接受除此之外的任何权力或权威的控制。这正是社会公众对那些坚守社会良心、捍卫社会正义的记者尊崇有加、大加点赞的心理基础。

4.中外新闻史上部分知识人记者的典型示范提供了历史依据

回顾中外新闻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在复杂的新闻场,记者有知识生产者的专业认可标准,也有坚守知识精英立场的历史与实践例证。知识人记者的典范,国外有如美国著名记者和社会改革家、黑幕揭发运动的中坚人物林肯·斯蒂芬斯,专栏记者兼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国内有如著名记者兼学者储安平、王芸生等。沃尔特·李普曼为《今日与明日》专栏撰写专栏评论36年。他不仅是一位新闻学者、政治学者,还是国际关系大师。李普曼选择的生涯是参与其事而超然物外的两者的结合,形成他独具一格的统一。诚如他对自己的描述那样,他是一个过着双重生活的人,一边著书立说,一边从事报业,两者相得益彰。这种知识人与记者的结合,使他独树一帜,使他的言论具有无与伦比的权威性。王芸生作为一位“彻头彻尾的新闻人”,在“九一八事变”后,秉持“明耻教战”的宗旨,在《大公报》开设专栏“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持续两半年,后汇编成《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共7册出版,成为研究中日关系史的专家;他在主持《大公报》期间,坚持“独立的观点和立场,为人民立言,以文章报国的新闻思想,使《大公报》成为当时的舆论堡垒。中外新闻传播史上,总有记者以知识人自居、根据知识人的标准提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新闻报道,坚守知识人立场和理念的传统,薪火相传、不绝如缕。

三、知识社会学对知识人和记者的角色定位

知识社会学有悠久的历史,但作为一门成型的学科却只有短暂的过去。什么是知识社会学,用美国已故著名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的话来说:“这一社会学分支大致可以定义为研究思想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知识社会学的任务就在于确定思想立场与结构-历史位置的经验相关性”。23具体来说,知识社会学是研究知识或思想产生、发展与社会文化之间联系的一门社会学分支学科,主要关注知识或思想存在的基础、知识或思想存在的形态和存在的关系。当代大规模的知识生产和传播,造成一种知识密集的社会,知识社会学的发展,愈来愈走向经验研究,主要研究知识的生产、储存、传播和应用;愈来愈重视知识在社会发展、变迁中的地位和作用,涉及知识或思想在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的作用等问题。

 知识社会学认为,知识人并非职业,而是指坚持自己理想与信念,创造知识、作用社会的那样一个具有同质精神属性的群体,他们以符号为思维工具、始于理念终于理念。德国哲学家费希特认为,构成学者(知识人)的本质或生命的是神圣的理念,只有那些通过时代的学养,认识到理念的人才能被称为学者。信息作为信息社会的核心生产要素,与知识社会知识作为核心生产要素,具有不谋而合的功效。知识人作为知识的寻求者、创造者、传承者、传播者,与记者作为新闻信息的采集者、求证者、组织者、传播者,承担几乎一致的社会职责。记者以信息和知识(具体表现为新闻报道)作用于社会,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说,他承担和履行了知识人的社会角色,且这应是对记者社会角色和身份认同更为本质的界定。

美国社会学者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在《知识人的社会角色》一书中,对知识人的社会角色做了系统细致的类型学划分。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将兹纳涅茨基关于知识人的角色分类概括为四大类——技术顾问、圣哲(为他所属的团体、教派和阶层提供知识上的证明)、学者(即中世纪繁琐派学者)和知识创造者(探索者),每一类下面又细分为若干子类,某些子类下面还再分若干小类。他把学者分为神学学者和世俗学者,世俗学者又细分为真理的发现者、组织者、贡献者、真理的战士、知识散播者(包括普及推广者和教育者)。知识创造者(探索者)分为事实发现者(事实寻找者)和问题发现者(归纳理论家),前者发现至今未知或未曾预料的经验材料,主要作为现存知识体系之修正的基础;后者发现新的未曾预见的理论问题,需要进行新的理论建构才能加以解决。24

 知识人探寻知识的第一阶段是寻找新的、未曾料到的事实,也就是说,寻找科学家至今未知、在他们的理论中未曾预见到的经验材料。知识人在每一个学科发展的历史上,都有一个广泛搜集未知材料的时期。知识人在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之前,他首先是一个问题的发现者、事实的探索者,寻求新的事实,孜孜不倦,长年累月。这与记者的调查采访在路径和方法是相通的。知识人探寻知识的过程类似于记者探寻事实的过程。知识人追求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记者追求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两者之间具有显著的可通约性,且知识人在发现事实时,所遵循的程序远远严于记者对事实的探寻和报告,这正是记者要向知识人学习的地方。

根据兹纳涅茨基关于知识人的社会角色分类,作为知识人的记者,应是问题发现者、事实寻找者和事实发现者;记者应是新知识的探索者、知识的传播者;记者应是真理的发现者、追求真理的战士。记者的基本职责是发现事实报道事实,这与知识社会学对知识人的要求是一致的。据此,可以参照知识社会学,对记者的角色进行重新定位,即问题发现者、事实寻找者、事实发现者和真理发现者。知识社会学对记者的四重角色定位,依次递进,由浅入深。质言之,记者作为知识人的角色定位是:一个有责任心、充分知情、对时事保有超脱立场的公民,并且敦促读者或听众以相似的理性方式行动。由是观之,那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记者,他们除了自觉践行新闻专业主义和新闻职业伦理之外,无不有意或无意地履行了知识社会学对知识人的角色定位。

12016219日,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讲话,强调要尊重新闻传播规律、创新方法手段,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


22 转引自[]罗伯特.W·麦克切斯尼:《传播革命》,高金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53页。该书中所提及的马克思的《论新闻自由》,应是马克思《关于新闻出版自由和公布省等级会议辩论情况的辩论》一文的简称。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卷,第234


4 陈敏、张晓纯:《告别“黄金时代”:对52位传统媒体人离职告白的内容分析》,《新闻记者》,2016年第2期。

5田颖:《我为什么离开新京报》,见微信公众号“柴姐ye话”,2014918日。

6 []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许均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62页。

7朱利安·班达,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思想家,他1927曾出版《知识分子的背叛》一书,对知识分子背叛真理、理性予以分析抨击。


8[]罗伯·麦克切斯尼:《传播革命》,高金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9张泉泉:《重塑知识生产者形象——公民新闻时代专业记者的在定位》,《江淮学刊》,2014年第1期。


10 []马克斯·韦伯:《以政治为业》,王容芬、陈维纲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47页。

11 龙小农:《知识分子与现代传媒的相似性与差异性》,《现代传播》,2010年第12期。

12许纪霖:《公共空间中的知识分子》,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7年,第7-8页。

13[]威尔伯·施拉姆:《传播学概论》(第2版),何道宽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155页。

14[]比尔·科瓦奇、汤姆·罗森斯蒂尔:《真相:信息超载时代如何知道该相信什么》,陆佳怡、孙志刚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91页。

15[美]盖伊·塔奇曼:《做新闻》,麻争旗等译,华夏出版社2008年,第200页。

16[美]迈克尔·舒德森:《新闻的力量》,刘艺娉译,华夏出版社2011年,第3页。

17Park Robert E. News as a Form of Knowledge: A Chapter i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45.5(1940):669-686.

18 唐世鼎、黎斌主编:《世界传媒院校》,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3

19郭之恩:《普利策捐建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始末》,《读书》,2013年第3期。

20白岩松口述,邹煜整理:《一个人与这个时代》,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44-45页。

21吴飞:《新闻专业主义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3页。

22艾丰:《新闻采访方法论》,人民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250页。


23 见刘易斯·A.科塞给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所著的《知识人的社会角色》(1968年版)所写的导言。郏斌祥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9页。


24[]罗伯特·默顿:《兹纳涅茨基的<知识人的社会角色>》,见[]弗洛里安·兹纳涅茨基:《知识人的社会角色》,郏斌祥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126-1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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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高校融媒教育特色分析

甘露 付若岚

(中国传媒大学)

 从当下媒体发展现状来看,媒介融合已成为

 可回避的必然趋势。国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就相关问题发表意见,就媒体融合的前景做出规划,更是对与之相适应的人才提出希望。如,他在2014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上指出,“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形成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现代传播体系”;他在2016年的“2·19”讲话中提出,“媒体竞争关键是人才竞争,媒体优势核心是人才优势”,殷切期望新闻界能多出全媒型、专家型人才。

 在媒体发展趋势及党和国家新闻舆论工作精神的指导下,开设新闻传播学专业的高校陆续开设融媒相关课程,有些有条件的高校还建设了融媒实验室,但总体而言,由于师资和实践条件等方面的限制,效果有待提升。

 美国是最早提出融媒概念并付诸实践的国家,它的融媒教育紧密伴随媒介融合实践的进程而产生并不断发展。早在1997年,堪萨斯大学威廉·艾伦·怀特分校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已开始了融合课程方案12005年初,85%的院校已经或正在筹备将融媒教育纳入他们的本科和研究生教学计划之中22005年秋,世界上第一所新闻学院——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开设“媒介融合”系列课程,标志美国高校的媒介融合教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多年来,美国高校不断探索融媒教育路径,跟进、甚至引领世界新闻实践和教育的发展,成为融媒新闻人才培养方面的标杆。本文将以此为对象,分析美国高校融媒教育的特色,以供国内高校参考。

一、培养目标:立足当下,着眼未来

 新闻学院的育人目的是为24年之后的新闻媒体输送符合他们用人要求的新闻人才。因此,学院制定人才培养目标时,需要在充分了解当下媒体发展状况的同时,对其未来发展方向做出一定预测,停滞不前或过于超前都不利于学生在人才市场的竞争力。

 鉴于下当的独立媒体与融媒体混合发展的局面,美国新闻院校在培养目标上比较巧妙地将未来与现在结合起来。

 如印第安纳州的波尔州立大学新闻系希望他们的学生仍专于某业,但熟悉至少两种及媒体,“并熟知如何轻易踏入另一个媒体世界”3。堪萨斯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的院长James K. Gentry也表示,融媒课程体系在为学生准备媒介融合知识的同时,一如既往,继续强调写作、报道和编辑等新闻基本功的传统,使得学生不但熟练掌握新闻的传统方向,还能对社会中媒体角色的变化、媒介融合的趋势等问题有独到见解,从而在新闻和大众传播业界有广泛的工作机会4

 新闻学院努力通过课程设置来实现这一目标,以堪萨斯大学为例,本科生毕业最低需要18个专业课程的学分,包括:

    • 基础核心课程:媒介与社会、研究与写作。

 前者泛谈媒介与社会的关系,后者则向学生介绍各种媒体的采写基本技能,灌输为多种媒体服务的观念。这两门课程需在申请攻读新闻专业时完成,因而不纳入学分计算之中。

    • 融媒核心课程:多媒体报道和多媒体编辑。

 前者重在以经验性、实践性教学方式帮助学生掌握为报纸、杂志、电视、电台及网络报道新闻的技能;后者重在了解平面媒体、线性媒体的编辑原则、表达逻辑、视觉展示、以及各类媒体组织新闻、判断新闻的技巧。

    • 高阶核心课程:第一修正案与社会,伦理与媒介

 前者主要解决的是他律问题,让学生了解第一修正案对新闻自由的保护及限度,以及社会规范对新闻从业者职业行为的约束;后者主要解决的是自律问题,帮助学生将职业道德内化到职业行为之中。

    • 高级选修课程:从学院开设的多门高级课程中任选两门

 学院的高级课程包括:电视新闻,报纸报道,报网编辑,纸媒和网络媒体报道和编辑,高级印刷设计与制作,高级摄影新闻,观点与评论,深度报道。前几门是对传统新闻技能的强化,后两门是传统新闻技能在融媒的延续,即意见性、评论性文章的多媒体写作,以及一对一指导学生如何给不同媒体进行深度报道的策划、组织、写作及展示。

 除此之外,堪萨斯大学还开设了27门课程供学生选择,主要分布于报纸、杂志、电视、网络、摄影新闻等方向。其中,电视和报纸两类媒体受到特殊重视。     

二、教学模式:多名教师,团队授课

 无论在业界还是在学界,无人敢称自己精通所有媒体,因而不可能交与一位教师来完成所有融媒课程,组建团队来组织教学是目前美国新闻学院常用的教学模式。教学团队中的成员各有分工,相互联系,形成整体,共同完成一门或几门相关课程的教学。

 团队教学模式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基本类型5

    • 团队协作模式(Team – Coordinated Model),即将教学内容分成几个模块,由团队成员分担。通过做项目或其他方式将两个或更多模块的内容关联起来。在这类模式中,教师拥有较大权威,因为协作只是有时发生。

    • 联合学习团体模式(Federated Learning Communities),即团队教师各自开办小型课堂,由一名教师负责帮助学生将各小课堂的知识和技能整合起来,另外,由一名研究生帮助学生发现小课堂的关联,学会跨学科、跨专业的整合内容。

    • 协同学习模式(Coordinated Studies Model),即在某段时间内围绕一个中心主题组成一个较大的教学单元,集中传授给学生。该模式要求团队中的教师在教学所有方面合作和分享,有时可能同时出现在一个课堂上。高度的合作及所有方面的协调,最大限度地耗费教师的时间和精力,也最利于增强学生的新闻体验。

    • 团队分散模式(Team – Dispersed Model),即教师每周与学生会面两三次,其中第一次是全体会议,所有师生参与,第二或第三次是分组会面,教师进入专业小组对学生进行指导。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专业分工,教师则借分组会面之机相互了解彼此的教学理念、技能和方法。

 夏威夷玛诺大学传播学院于2004年秋启动融媒教育,意在将学生培养成能熟练运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多种媒介样式的全能型新闻人才。学院在每学期安排了一门6学分的核心课程(共24学分),并要求学生获得新闻道德、媒介法规及一门选修课的学分(每门课3学分,共9学分),方可毕业。四门核心课程依次为:新闻学基础,新闻工具与媒介,新闻制作,知能基础。这四门课程均采用团队教学的方式:学院的3名全职教师和1名兼职助教构成教学团队,每门课安排3名教员,由一位全职教师领队,他负责撰写课程大纲和一半内容的教学任务,其余则由另外两位教员完成。

 “新闻学基础”最初采用协同学习模式组织教学,师生比为1:6。教学团队成员共同设计课程大纲、评阅试卷和指导学生,所有教员每次课都同时出席。结果,学生对于大量三媒体交叉作业和缓慢的学习进度感到焦虑,难于接受一个课堂上有三种不同的教学风格,同时教学也感觉工作强度过大。第二年,学院改用联合学习团体模式教学,领队教师充任主讲者和协调者,课程内容也根据领队教师的专业特长,从融媒基础技能调整为报纸报道和编辑基础,及融媒理念。

 “新闻工具与媒介”采用了团队协作模式,课程被分为三个报纸公关报道、广播电视新闻报道及视频制作、报纸和网站设计三个模块。教学进展顺利,但由于三个模块相对独立,课程的融合程度比较低。

 “新闻制作”课的教学模式变动最大。最初采用协同学习为主团队协作为辅的模式。经过一年的学习,学生已对团队教学不感陌生,但他们更愿意为感兴趣的这一类媒体工作,并倾向于合作较小的团队协作模式。因此,这门课的授课方式不被学生认同,协同仅发生在少量学生和教员之间。第二年,学院顺应学生要求,改用团队协作模式教授此课程,并根据兴趣爱好将学生分为报网组和广电组。从期末结果来看,报网组制作多媒体新闻的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及融媒意识均比广电组强。第三年,学院又将教学模式调整为团队分散式,师生一周开两次会以促进学生协同工作。报网组和广电组有时分开在不同实验室开会,有时又会聚在一起。教师与学生共同策划新闻,并指导学生在其所专长的媒介领域做出报道。最终成果可以独立完成,也可以团队合作完成,但必须是多媒体报道的形式。这种方案给予学生自由选择空间,既能在团队中体验不同媒介合作的乐趣,又能有机会体会全能型记者的感觉。

 “知能基础”课采用协同学习模式,兼顾团队协作模式。每位教师主要负责一个特定主题,组织课堂和研讨班,其他教师有时出席,并参与讨论。学生须就当下新闻事件完成一个较大的多媒体报道项目,根据其选题及报道计划的需要指定教师作为其导师,可以选择任一媒介平台发表他们的最终报道成果。大部分学生继续选择他们所偏爱的媒体,因而失去多媒体报道的练习机会。第二年,学院对教学方式做出调整,在研讨班采用团队协作模式,从而减少教师共同出现的次数,多媒体报道项目则采用协同学习模式,学生可以依靠所有教师而非一位指定教师的指导,最终成果须在至少两类媒介上发表。

 从夏威夷玛诺大学融媒课程教学模式调整可见:第一,合作程度低的团队协作模式和联合学习团体模式适用于基础课程;第二,协同学习模式虽然最有利于增强学生对“融合新闻”的体验,但对教员时间的投入量和日程安排、以及相互配合性提出较高要求,很难操作,宜在教学中有限使用;第三,团队分散模式运用比较灵活,特别适用于学生需组成团队完成任务的课程,协同学习模式往往作为团队分散模式的补充或组成部分6

三、教学方法:亲验教育(Hands-on),强调实践

 亲验教育是美国新闻院校一贯保有的教学传统,如今这一传统也被充分贯彻到了融媒教育之中。亲验教育主要通过以下途径来完成:

  • 教师队伍的构成:成功的媒体经验人士。

 担纲融媒教育的教师几乎都有丰富的媒体从业经验,其中不少人曾在美国知名媒体工作,甚至获得业内高奖。如密苏里大学的教师Jim MacMillan是《费城日报》高级摄影记者,曾因对“9·11”事件的报道获得“费城报纸协会”奖,是因报道伊拉克战争获得2005年普利策奖的美联社报道团队成员,他个人也因此获得法国“贝叶战地记者奖”。如今,他在密苏里大学执教摄影新闻、图像编辑等相关课程。

  • 实习基地的建设:强大的校园媒体。

 美国每个新闻院校都开办了包括报刊、电台、电视台及网站在内的校园媒体,作为学生的实习园地,一方面能让学生在进入社会之前有机会实际体会课堂的理论知识,另一方面也方便融媒学生全方位体验各类媒体报道、编辑和营销的技能和特点。如堪萨斯大学有《大学堪萨斯人》(The University Daily Kansan,日报)及kansan.comKUJH-TVtv.ku.eduJayplay(杂志)、KJHK Radia等校园媒体其中校园媒体在报网融合和台网融合上的尝试给予学生大量探索和实践融媒理念的机会。密苏里大学有《密苏里人》(Columbia Missourian日报)、KOMU-TVKBIA-FM、《环球新闻人》(Global Journalist,期刊)、Newsy.com等,该学校甚至用这些媒体打造出“未来实验室”(Futures Lab),供融媒师生实践及研究。

四、教学组织:个人学习与团队合作相结合

 媒介融合究竟需要全能型新闻人才还是能服务于超级团队的专长型新闻人才是一个尚处在讨论阶段的问题。同时,虽然近些年来媒介融合有了很大发展,但仍存在很多传统媒体或单一媒体的工作机会,这种情况还将存续相当长时间。

 为了适应当下和未来对传媒人才的需求,美国新闻院校普遍重视学生个人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的培养。建立团队、分组练习是实现人才培养两不误的可选方案之一。学生所在的小组包含了进行融媒报道的全部岗位和任务,通过多次分组练习,学生可以轮流体验每一个岗位的工作,在完成小组多媒体报道任务,又全方位锻炼了包括报道、编辑、管理和营销在内的各项新闻能力,为日后成为“全能型新闻人”打下良好基础。

 美国应对媒介融合而展开的新闻教育改革已有近二十年,既有值得借鉴的成功经验,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它仍存在的不足。一方面,各院校对“融媒”(Converged Media)的定位仍有差异,从课程名称和内容来看,主要有“多媒体”(Multi-media)、跨媒体(Cross-media)、新媒体(New Media)、网络新闻(Online News)等几种。由于这些院校在这些概念及其相互关系等问题认识上的不清楚,使得教育改革的方向不明确,从而造成课程定位和内容设计上摇摆不定。另一方面,究竟是培养全能型新闻人才还是超级团队中有专业特长的新闻人才,也是一个令新闻院校感到为难的问题。不同规模的媒体对融媒人才的需求有所差异:有实力的大型媒体能支撑各有所长的超级团队,而较小规模的媒体、驻外新闻机构而言,全能型新闻人才更受期待,从媒体运营成本的角度考虑,媒介融合越发展,对全能型新闻人才的需求将越旺盛。倾向于培养超级团队中专业人才的新闻院校,原有课程已非常成熟,无需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重在增强学生团队合作的能力和意识,所以看上去与改革之前差别大。倾向于培养全能型新闻人才的新闻院校则因能胜任所有媒体技能教学的“全能型教师”至今还未出现,所以这些院校“全能型人才”培养计划还在探索之中,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也都不能如理想所愿。

1[1] Edgar Huang, et al.: “Bridging Newsrooms and Classrooms: Preparing the Next Generation of Journalists for Converged Media”,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EJMC annual conference, Kansas City, MO, July 30Augest 2, 2003

2[2] Camille Kraeplin, Carrie Anna Criado: “Building a Case of Convergence Journalism Curriculum”,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 Spring 2005

3[3] 转引自Elizabeth Birge: “Teaching Convergence – But What Is It? ”, The Quill, May 2004

4[4] 综合堪萨斯大学威廉艾伦怀特分校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网站关于融合新闻课程的介绍,http://www.journalism.ku.edu/school/converged.shtml

5[5] 参见Ann Auman, Jonathan Lillie, “An Evaluation of Team-teaching Models in a Media Convergence Curriculum”,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 Winter 2008

6[6] 参考Ann Auman, Jonathan Lillie, “An Evaluation of Team-teaching Models in a Media Convergence Curriculum”,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Educator, Winter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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