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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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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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

发

展

战

略

研

究

媒介研究

Media Studies

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

    主编：胡正荣

    执行主编：雷跃捷

    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

    《媒介研究》编委会

    电话：010-65779313，65779244

E-mail: rirt@cuc.edu.cn

http://rirt.cuc.edu.cn

2016-06

卷14-1

中国广播电视新闻人才发展战略研究

主编：胡正荣

 执行主编：刘昶

目录

 中国广播电视记者现状研究——基于社会学的某种观照（刘昶、张富鼎）

 全国广播电视新闻从业者调查报告(一)——研究背景与研究方法（丁迈、董光宇）

 全国广播电视新闻从业者调查报告(二)——我国广电新闻从业者的群体构成（丁迈、缑赫、董光宇）

 全国广播电视新闻从业者调查报告(三)——我国广电新闻从业者的从业现状（丁迈、缑赫、董光宇）

 全国广播电视新闻从业者调查报告(四)——我国广电新闻从业者的职业理想与职业素养（丁迈、缑赫、董光宇）

 全国广播电视新闻从业者调查报告(五)——我国广电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观（丁迈、董光宇）

 全国广播电视新闻从业者调查报告(六)——我国广电新闻从业者的文化消费（丁迈、缑赫、董光宇）

 当代中国驻外记者现状与人才培养——基于媒体融合的实证研究 （孟伟）

 新闻记者主体性重建的可能：知识社会学的视角（龙小农）

 美国高校融媒教育特色分析（甘露、付若岚）

中国广播电视记者现状研究¹

——基于社会学的某种观照

 刘昶 张富鼎

（中国传媒大学）

【摘要】 随着信息与传播新技术（NICT）的迅猛发展，受到媒体融合的趋势性驱动，全球媒介生态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激荡和变革。在这一语境中，我们在《全国广播电视新闻人才现状调查》（2015年）的基础上，从社会学的视角出发，重新审视广播电视新闻从业者这一职业群体，通过定量分析和实证研究，比对现有的中外类似研究成果，深入分析当今中国（大陆）广播电视记者的社会生成及其工作与生活状态，从而从整体上认知中国广播电视记者在面对日益严峻的政治、市场和技术三重压力的挑战时的职业态度。

【关键词】 记者；社会分层；工作生态；生活状态

一、引言

 迄今为止，中文“记者”一词的溯源，一直是我国新闻学界关心、争论而尚未有明确定论的问题，学者们见仁见智：有研究认为，“记者”见于中国古籍至迟出现在唐代，近代最早则见于1895年冬《日本国志》正式出版的时间²；另有学者指出，“记”与“者”作为一个词，或出现于宋代的《朱子语类》，而近代始见于1890年黄遵宪刊印的《日本国志》³；还有观点表明，现代意义上的“记者”一词，最早见于1905年3月10日《申报》中《论今日各国对中国之大势》⁴。事实上，学界趋同的见解在于中文 “记者”一词在唐宋时期就已出现，不过词义与从事新闻实践者并无关系，今义的“记者” – 专事新闻采编工作的业者，大约出现在19世纪晚期。

 而国际新闻学界认为，英文中“journalist”（记者）一词，以及脱胎于19世纪法语的“journalism”（新闻业或新闻实践）一词，其词根均源自拉丁语的名词“dies”（意即“天”、“日”）及其形容词“diurnus”（意即“当天的”、“一天的”、“天天的”），因而，西文“记者”一词倒是比较清晰地表明了这一职业与时事的关系。

 之于新闻社会学研究，广播电视新闻记者是众多社会职业群体中之一。记者作为新闻生产环链中的重要组成，其社会角色定位、功能及价值诸方面的研究已经获得比较充分的成果。在欧洲，早期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借鉴了社会学理论的质化分析，而对记者进行系统并具规模的社会学调查和分析，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相关实证研究，则是在二战以后才真正展开。之后，国际新闻学界的成果还折射了不同理论视域下的比较研究和文化研究取向。可以说，对于记者这一群体的学术观照是比较充分的，为而今传媒新环境、新常态语境中的相关研究的进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有益经验。

2015年4月至7月，我们采用定量研究和实证分析的方法，以自陈调查问卷为工具，面向全国、省级和市级广播电视媒体新闻部门的从业者（包括记者、编辑、部门领导和台领导等）展开具有社会学学理意义的《全国广播电视新闻人才现状调查》（2015年）。

 问卷与调查的操作流程严格按照统计学规范进行。依照研究目的，问卷调查的总体设定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负责管理的、各级广播电视机构内从事新闻传播活动的专业人士。由于各地区广播电视新闻事业发展水平并不完全一致，因此，我们先对地区进行聚类，再进行分层抽样，以保证样本的均匀和代表性。聚类过程依照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的经济发展水平、广播电视事业从业人员情况、广播电视市场状况三大类指标进行，每个指标下有若干量化指标。最终聚类结果将31个地区划分为4大类（包括直辖市一大类）。抽样过程按照地区入类比例，先对地区进行分层抽样，最终抽取到8个地区（7个省、1个市）。为确保最终调查的可操作性，本研究在省一级采取随机抽样手段，确定入样的地市级广播电视机构；地市以下的广播电视机构，则按照连带抽样法进行确定。最终的样本选取按照相关统计数据，以各级广播电视机构从业人数计算交叉比例，确定分层抽样人数。调查数据的处理、分析以IBM SPSS 22.0 为主要工具，分析方法包括频数分析、卡方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配对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因子分析等。最终，问卷实际发放1474份，回收有效问卷1170份，回收率为79.4%。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调查问卷的设计回应了各国新闻学界记者研究的思路，堪称一次全球本土化的学术尝试。最终获得的数据包括当今中国广播电视记者个人的人口学信息（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家庭社会出身、收入等）、职业现状（包括记者的工作强度、新闻来源、新闻价值判断、新闻伦理观、工作压力、职业满意度以及对近年来新闻报道变化的认知等）、文化消费行为（上网习惯、业余文化生活及阅读偏好等）。

 需要说明的是，对于通讯社、报刊和网络媒体记者的相关研究，将在本项研究未来的延展中完成。

二、中国记者的社会分层研究

（一）当前中国记者的群体特征

 人作为社会动物，其社会性是并列于其生物性的一大本质属性，人类在其生存环境中从事社会活动时，难以脱离社会生活而自然而然地从属于不同类型的社会群体。人类学的研究也证明⁵，人类社会形成伊始，人们就因血缘、姻缘、邻里、盟友、职业、商业等关系，而归属不同的社会群体。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观照，社会群体的存在既有某种社会关系的联结，也应有一定的内部结构与规范，还需要（身份明确的）群体成员彼此之间的互动。记者作为一个实在的社会群体，其职业特质、社会角色与地位，显然有别于其他的社会分层。记者职业从诞生起，就历史地承担了新闻采集和传播的社会功能，随着人类社会形态的变迁至今，记者群体的社会分层特征亦越发明晰，其职业信念、职业态度、职业行为、职业道德等不断演进。毋庸讳言，当今的经济市场化、全球化对记者群体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重新审视记者群体内部的社会关系、规范体系、价值观以及记者群体所占据的社会空间、记者群体对社会资本的开发利用、尤其是记者群体在当今社会中所发挥的作用等，对于新闻学界和业界而言，都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事实上，记者的定位和角色等职业特质经历了一个由单一到放大再到转型的过程，即从早期的消息的采编者和发布者，逐渐演变为舆论监督者、社会教育者、公共利益维护者，继而又从旁观者视角的他，转型成为社会事务、尤其是国际事务的直接参与者。因此，记者群体对舆论的影响力亦从其所生产内容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演变成与公众舆论议程、与公共政策议程互动的传媒议程，成为议程建构中不可或缺的组成。

 历史上，各国社会对记者的实践活动的评价不尽相同，甚或褒贬不一，反映了公众对记者群体认知的差异性，换言之，记者群体社会地位的改善经历了时间的洗礼。进入21世纪以来，记者群体的专业主义复兴引起新闻业界和学界的共鸣。面对日益严峻的政治、市场和技术的三重压力，传媒生态环境出现了新特征、新常态，记者的群体属性亦随之发生了变化。因之，记者的主体性如何契合社会发展暨社会结构转型、社会关系变化，成为考察现今中国记者群体特征的一个重要维度。

 根据我们进行的全国性调查所取得的结果，中国（大陆）广播电视记者群体现状大致有如下几重特点：

1.记者群体年轻化和女性化趋势增强

 与欧美国家相似，中国记者群体出现了年轻化、女性化的趋势。

 中国记者群体的年轻化、女性化趋势实际上反映出新闻行业的活力和记者职业的新变化，以工作性质而言，记者参与的社会实践决定了其体力和脑力消耗的高强度以及闲暇时间安排上偏弱的自主性；以职业发展而言，记者群体的年轻化趋势既表明了相关行业的活力，更与行业准入、职业角色认知、工作经验以及价值认同密切相关，关乎个人的社会化过程。年轻人在择业时投身新闻界，既有社会文化的影响——社会强制性造成的个人被动接受因素，也不乏个人主观能动选择（如自认为记者职业契合个体人格的发展），更有社会化个体之间、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互动作用（如对记者社会角色及文化教化的认知），而实现个体社会发展的最优化则是选择记者职业的初始动力。透过社会学的学理分析，记者的职业选择和自我角色建构完全是作为个体的从业者，在学习和工作的经验积累中逐步确立的。《全国广播电视新闻人才现状调查》（2015年）显示，在我国广播电视新闻从业者队伍中，年龄分布总体上相对年轻，40岁及以下人员占82%，其中30岁以下占32.6%（比对1997年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的调查结果，当时，29岁以下新闻工作者所占比例仅为24.6%⁶）。然而，当今我国新闻从业者的平均从业年龄为10.58年，比1997年的12年略低，不过，具有10年以上从业年龄的广电新闻工作者的比例达53.8%，高于1997年的48.4%，数据的解读或是：一方面是我国广电记者自然年龄的年轻化，另一方面是其职业年龄的成熟化，表明我国新闻从业者的职业生态相对活跃。

 至于记者群体女性化的趋势，理论分析以为原因不外乎女性意识的觉醒、社会观念的演进、科技的进步、以及高等教育的发展等四种推力。换言之，随着社会进步和女性的身心解放，女性参与各种社会实践的诉求日益增强，女性职业意识不断觉醒和升华，先前许多男性垄断或专擅的领域开始出现女性的身影，一些原先以男性为主的职业中女性比例不断提高，此其一；社会观念对女性的开放程度和接纳程度也不断拓展，职业女性被社会广为认可，女性领导力亦被业界逐渐接受，性别平等成为促进社会良性发展、缓解社会矛盾与冲突的条件和机制，成为协调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力量，此其二；信息与传播新技术的突飞猛进，不仅令传统的新闻传播工具（尤其是原先一些笨重的电视采访器材）变得更为轻巧而为女性记者使用提供了便利，而且还不断推动职业理念的革新，此其三；而今世界许多国家高校包括新闻传播学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女生比例不断升高并超过男生，增大了记者群体的人才储备量和输送量，加之女生显现的不亚于、甚至超越男生的各种专业潜力，往往突破新闻业界人员聘用中的性别苛求，此其四。女性与传媒的相关研究、以及本次全国性的广播电视记者调查的结果，或多或少都分别印证了上述理论假设。

 其实，在新闻业界，社会学意义上的男女平等更着重体现在记者社会地位、职业选择和职业性别认同方面的平等。此次调查显示，在中国广电新闻从业者队伍中，女性占50.9%，这一比例虽略过半数，却远远高于1997年的32.9%，体现了记者群体的变化及趋势。回顾近20年来记者行业演进和记者研究，女记者的职业角色重构广受关注，在著名女性记者的数量增加的同时，一些研究女性记者社会心理的著述（例如，富成兰所著的《女记者的心声：50名女记者工作生活自述》、凌燕的论文《论女记者的职业心理优势》、刘睿的论文《女性新闻工作者的心理困境与消解》等）、以及研究女记者职业形象和媒介形象的学术成果等，均使记者的性别角色由隐性到显性。然而，由于职业内分工和属性的区别，在记者行业的不同领域，性别差异相对显著，也是显著的事实，不同的数据统计进一步表明，尽管女性在记者行业的整体占比提升，但在不同职业类型中仍有较大区别：2011年《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报告》显示，调查记者中女性仅占16%⁷；而2013年《中国网络新闻从业者生存状况调查报告》表明网络新闻工作者中女性比例高达59.5%。

2.记者群体的职业分工发生改变

 新闻从业者因工种不同，职业分工和职责自然也不同。姑且不论信息化知识社会的到来，令社会分工更加专门化，仅就社会学意义而言，分工的本质并不在于工种的简单划分和区隔，而在于生产过程的合作与竞争。记者群体属于社会整体结构的组成，承担着新闻采编和报道的社会分工职能；而在新闻行业内部，又根据报道的分门别类的需要，细化和整合为不同类型的工作岗位，从而构成记者群体有机的工作环境。有研究将专业新闻分为七大类，分别是社会新闻、环境新闻、经济新闻、娱乐新闻、卫生新闻、体育新闻、灾难新闻⁸，实际上远不止此。有的学者根据记者的特长和个性将记者类型分为社交公关型、文学作家型、专家学者型、思想政治家型、媒介经营管理型五大类⁹。划分标准不同，得出的分类结果也不同。

 本次调查表明，我国广播电视记者群体中从事报道的选题策划、综合性报道和专门性主题报道的人员分别占比为16.1%、47.4%和36.5%，呈现从决策层到实践层的“金字塔”结构，并与新闻从业者的职称和职位分布相呼应，广电记者群体中高级职称人员仅占10.5%，初级职称及未评职称的占61.9%；台领导、部门领导、科室主任的比例为12.6%，而记者、编辑、主持人、摄像等一线工作者则占86.7%。与此相对应的还有记者证的持有情况。调查显示，所有职位中，科室主任和部门领导及台领导持证率明显高于记者、编辑等职位的从业者，分别占比91.4%和98.5%。相应的，职称越高，记者证持有率就越高：占比3.3%的拥有高级职称的从业者持证率达96.7%，占比10.5%的拥有中级职称的从业者持证率达89.5%，初级职称（71.9%）及尚未评定（44.5%）的又次之。值得一提的是，2014年10月29日，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下发《关于在新闻网站核发新闻记者证的通知》，标志着全国新闻网站开始实施新闻记者证制度，是对网络新闻从业者职业的进一步规范。在媒体融合语境下，网络新闻从业者作为新闻从业者的重要有机组成部分，其持证权的获取将有利于媒体融合过程中网络媒体运作的规范性与合法性，新闻网站需要建立质化量化结合的评价体系，设置经营部门和采编部门之间的“防火墙”，探索网站新闻报道的融合机制和表达形态¹⁰，才能更好地配合这一制度的推进，从而顺应和推进媒体融合发展。此外，以新闻报道题材分类而计，在专题报道中，负责社会（民生）新闻报道的占比最多，为26.3%，其次是时政新闻（17.2%）、经济/金融新闻（16.0%），而负责体育新闻、国际新闻和军事新闻的较少，合计不足5%。

 我们或可认为，这些调查统计数据契合了我国现时广播电视新闻报道的运作规律和新闻内容的生产属性：当前我国广电媒体、特别是中央级广电媒体依然严格把关新闻生产内容，报道的选题策划多由部门领导及主编专门负责，普通记者通常不具有自由选择新闻报道主题的权利，从现今广电媒体整体的分工和运行模式上，记者的传统分工和职能依旧，并无太多改变。然而，伴随着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深度融合趋势，全媒体式的新闻报道势必要求内容生产适应多平台分发的实际，因此必然引发新闻生产方式的变革，进而促使记者群体的分工朝向新的整合。

 我国部分广电媒体已经开始建立“中央厨房”式的新闻生产模式，整合新闻采编和分发两大生产环节，在新闻中心编务会的统领下协调运作。以中央电视台为例，其“中央厨房式”采播系统可对新闻节目进行统一采集、制作、播出、分发，实现素材一次采集、多频道共享、多渠道分发。通过建设融合媒体素材库，实现电视和新媒体新闻编辑制作内容共享、共同使用；搭建电视和新媒体协同生产系统，增加诸如微信文章编辑、图片剪辑、H5模板库、数据类制作工具等；搭建新闻云生产体系，形成三级多数据中心、差异化素材提供的多级生产架构；采用私有云方式建设“中央厨房式”新闻共享云平台，并构建用户新闻上传平台(UGC系统)和面向生产的即时通讯系统¹¹。这一全新的“集约化采集、即时化发布、多点化传播”的新闻传播体系¹²无疑将从根本上改写记者职业的分工与合作，在给媒体带来新的生机的同时，也给记者群体的生存发展带来巨大压力，因为在这个革新过程中，记者的分工将不再仅仅以新闻报道主题为前提，还需顾全报道角度、叙事技巧、发布平台等的综合性考虑。

 而今，新闻内容的分众化成为记者分工的前提，分工需契合媒体融合时代新闻内容生产的要求，特别是在“中央厨房”式的运作模式下，需要“通过合理地配置新闻资源在不同媒体平台的分布，实现对新闻全方位、多角度、多观点、立体化的报道，从而提高新闻资源的使用效率，扩大媒体的综合影响力。”¹³唯有如此，才有可能在新闻信息高度同质化的时代，采集、编发独家新闻或深度报道，从而体现当下记者分工的价值。

3.记者群体的职业道德认知或有悖论

 新闻职业道德作为记者群体职业素养的重要内涵，既体现了一定的意识形态，也是记者群体职业行为的规范和自律的重要工具，同时还发挥着协调记者群体人际关系、媒体与社会关系等的作用。本次调查的数据显示，我国广电记者群体的职业道德意识强烈，86%的广电记者对职业道德的认同程度极高，认为“不论任何情况，记者必须遵守职业道德”，但从记者群体的年龄特征来看，21-30岁年龄段的记者更倾向于认同“新闻职业道德取决于具体情境”，即在具体的行为选择方面有所权衡，并不是非此即彼，而是有所取舍的境况，这一方面反映出年轻记者在道德立场上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在某种程度上认可新闻伦理道德的变通性，另一方面，或也说明年轻记者观念较为开放多元，思维方式更灵活，受到传统观念的约束较少，而受社会流行价值观影响较多，对一些敏感的社会问题和新闻事件的把握度不同于年长的记者。

 近些年来，对记者采访行为的合理性的争论，尤其是记者在履行职业责任和参与社会化过程中引发的道德争议颇多。本次调查显示，记者群体认为，在某些情形下主动淡化不利于政府或其政策的新闻以及“暗访”等两种行为是正当的，统计均值分别为3.52和3.49（中间值为3）。对于前者而言，在一些特殊语境中，新闻报道甚至可以牺牲部分职业道德，来换取政府形象的积极塑造，以安定人心和构建和谐的社会秩序，亦即基于政治利益以及最大限度地维护政权和社会稳定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或允许有悖新闻传播的规律和原则。对此，记者群体在这些方面的认知并不趋同，但总体上还是比较认可的；而对于“暗访”，受访者认为这是一种特殊的新闻采访手段，是记者在正当情况下无法获取报道所需的信息时采取的权宜之计，尽管“暗访”面临道德的和法律的双重考问。例如，就“《南方都市报》记者卧底高考事件”，有学者从新闻专业主义角度分析当事记者行为有违新闻法规，属伦理道德缺失和价值取向失衡¹⁴，也有学者则对照《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评价该事件中记者并未“通过合法途径和方式获取新闻素材”¹⁵。由此看来，虽然“暗访”或涉道德和法律争议的风险，而成为目的合理性和过程合法性的争议焦点所在，却仍为部分记者所采用，这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记者群体职业道德认知的悖论。此外，新闻界历来普遍争议的新闻道德和社会伦理的矛盾也屡见不鲜，记者所具有的职业人士和普通公民的双重身份，在面对“先救人还是先采访”的两难问题时，不免需要考虑价值排序，当以人为本。因此，记者的采访报道工作往往应优先考虑社会伦理。

 但是，在当下中国，社会对于记者群体的认知或已发生较大的变化，新闻媒体人已成为“最不受待见”的五大职业之一，比例高达40.8%¹⁶。这不仅与新闻界本身的工作强度有关，更与新闻媒体人的职业伦理道德滑坡趋势密切相关。比如，对于接受采访对象的礼酬、未经同意使用私人文件（如信件、音像等）等行为，部分从业者在一定程度上对此类明显违反新闻道德的行为还存在一定的认可度（统计均值仍大于1）。在近年的新闻职业道德研究中，有偿新闻和假新闻等现象被频繁提及和探讨，但行业内的潜规则一直盛行。记者的“车马费”、“辛苦费”等灰色收入逐渐成了行业内部默认的“合理”收入，不仅地方媒体普遍存在此类现象，一些中央级媒体从业者对此也欣然受之。有偿新闻不仅有损新闻的客观性、真实性原则，而且对媒体公信力产生极大危害。随着一些媒体经营管理市场化的纵深发展，来自经济场域的渗入使得部分媒体从业者趋利避害，在经济利益诱惑下丧失了新闻职业道德感，借记者身份和媒体权力为他人“代言”。另外，对采访对象隐私的保护近年来也不断引发热议，从“姚贝娜事件”到灾难新闻中对受害者亲属的采访，一些记者打着真实报道的名义罔顾他人隐私和情感创伤，为获取第一手资料而变得冷血无情。诸如此类现象，仍值得业界反思。

4.记者群体新闻价值观和自身角色认知呈多元化

 作为职业共同体，记者群体的大多数成员自然会在不同维度分享价值判断，即使这些判断或出现多元取向，这是因为，作为社会特定类型角色，记者群体成员的角色认知及其彼此之间的稳定关系和互动，受到社会结构抽象规范模式的制约，因此，认同和分享共同的价值规范关乎维持记者群体成员之间的关系。借用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的学说，记者群体作为“功能性亚体系”，在整体社会结构中，与其他亚体系之间价值存在一致性和冲突性，生成了回应社会体系功的多元化。

 传统新闻生产秉持的真实性、时效性和贴近性等原则，将新近的变动的事实客观呈现给社会，是对新闻本质的价值坚守。在此基础上，媒介生态环境的变化带动了新闻内容生产运作模式本身的改变，进而对新闻记者的职业价值观产生影响。《全国广播电视新闻人才现状调查》（2015年）显示，记者对独家性、显著性、轰动性的新闻价值认可度仅次于真实性、时效性和贴近性，这一新闻价值取向体现出媒体融合时代，尽管有新闻的分众化和多平台展示等消费诉求，但记者群体仍然注重独家新闻报道的追求，仍然坚持对新闻事件的持续性、全方位关注，以专业主义的态度深挖表面现象背后隐藏的新闻价值。

 此外，互联网及新兴媒体因素对记者的新闻价值观和角色认知影响程度加深，来自新闻自身规律的压力、媒体内部及同行的压力、受众的压力都在加强，新闻从业者对此亦有清醒的意识。社交媒体中的信息是互联网权力的载体，网络本身形成的话语场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强大的权力主体，“是一种基于各种资源的不平等的权力结构，是一种具有强大的控制性的技术社会体系。”¹⁷由互联网引发的媒介事件层出不穷，正面负面信息相互掺杂，各种假新闻的病毒式传播以及媒体盲目跟风的现象也屡见不鲜，这些都显示出网络话语场对新闻的强大影响。另外，突发事件报道的时效性是一个新闻从业者专业素养以及所依托媒体的自身品质的试金石，越来越多的媒体在应对突发事件的报道时，从议程设置到危机公关，显示出越来越明确的改革方向。媒体自身生存和外部竞争是媒体融合时代必须面临的重要课题，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之间不是零和关系，也不能采取简单照搬的转型模式。媒体的生存竞争是建立在服务受众基础上以“内容为王”为原则的合理竞争，而不是以非理性化和低俗化手段诱取受众。在分众化趋势中，新闻报道的优质性和独家性理应成为媒体和新闻人的主要选择，从而在受众至上的媒体语境下形成新闻话语的自主建构，一方面应对媒体之间的残酷竞争，另一方面接受自媒体即“用户生成内容”的挑战，秉持新闻专业主义的理念，在媒介环境鱼龙混杂中成为脱陈出新者。正如李希光所说：“在今天这个信息时代、网络时代和多元时代的出现，我们的社会出现了许许多多的不同声音，我们无法只听到一种声音。越来越多的人要发表意见。但是，哪一种声音是准确的？哪一种声音更接近事实的真相？而这种声音需要受过训练的记者来发出。”¹⁸

 对新闻价值的认同还与记者自身的社会角色认知密切相关，新闻社会学意义上的记者群体，既是信息的传播者，又是社会活动家，记者在其个人社会化和职业群体社会化的过程中，自觉地建立一系列角色认知，在与社会整体结构及其他功能性亚体系的互动过程中，建构了一个自觉的半开放性社会角色。之所以半开放性，是因为这一角色既有来自新闻界内部的规范，又有来自社会和记者自身对角色的把握和期待。本次调查表明，中国广电记者对如实报道新闻、做公正冷静的旁观者以及解析新闻事件的认同度最高；平衡地反映多方观点、帮助人们理解国家大政方针、监督政府及其官员、助力国家发展、提供文化娱乐等则体现来自国家、社会及记者群体对记者社会角色的外在期待。此外，调查还表明，在当前媒介生态环境中，记者社会角色的认知也存在一定程度的发散性，多元化语境和话语权力主体的增多，都使得社会活动“去政治化”、“去意识形态化”趋势明显，媒体已从过去单纯地服从政治话语，转变为以服务政治话语为主、兼顾其他权力话语的运作方式；商业利益驱动下的市场化运作也使媒体走下传统神坛，顺从市各色各样的利润诱惑和权力控制，媒体社会功能的发挥受到经济力量的制约；而新兴媒体的崛起在深刻改变媒介环境的同时，解构了新闻场域原有的垄断性话语权，传统的专业新闻生产受到公民新闻运动的极大挑战，新闻内容消费者分众化趋势日益明显。在政治、市场和技术的三重作用下，传播话语权力圈重新生成，所幸的是，记者群体对此的认识较为清醒，并未高估新形势下的职业功能和角色定位。

（二）中国记者的社会生成

 记者群体的社会生成关乎个人及群体社会化的过程，记者本身的主体性的建构经历了与社会不同层面互动的过程。个人在成为职业记者前后，这种互动都不间断地作用于记者角色本身的建构性确认之中。考察中国记者的社会生成以及之后对社会的反作用，或应首先以记者的个人社会化过程为起点，从家庭背景和教育背景两个角度切入，探究个人在成为记者之前对其价值判断形成、社会资源利用和社会意识建构等产生影响的主要因素。

1.教育背景：高学历与多学科相结合

 教育是个人社会化过程中至关重要的环节之一，尽管人天生对教育就具有某种抵触情绪。记者的社会属性及其与社会的天然而特殊的联系，决定了个人在成为记者的过程中教育的重要意义。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和专业学科培养的科学化发展，我国记者的学历普遍提高，学科背景不断丰富。本次调查显示，我国新闻从业者的学历以本科为主，占比76.8%，硕士及以上占比16.9%，较之1997年类似调查的统计数据（我国新闻工作者中拥有大学本科学历的人占53.3%，获硕士、博士学位或研究生班毕业的人占6.2%，合计59.5%¹⁹），记者受高等教育的程度普遍而明显提升。

 伴随我国广电记者学历的整体性提高，另一值得关注的现象是，记者群体中具有新闻传播学专业教育背景者逾半数，比例达51.6% （相比于1997年30.6%²⁰的比例有显著提升），似乎表明了新闻教育的普遍性和特质，新闻传播专业教育成为向广播电视新闻行业输送人才的主力军。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包括广播电视媒体在内的传媒业发展迅猛，新闻传播专业成为高校并轨扩招的热门选择。据中国教育部新闻传播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提供的资讯，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大陆开设新闻传播学专业的高等院校多达1080所，从教育资源上为我国新闻事业的人才输送提供了保障。另据《中国传媒大学2015届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签约就业的本科毕业生中，有59.94%进入传媒类机构，其中签约广播电视媒体、平面媒体和出版发行三个传统媒体领域的毕业生占比达39.46%，签约网络等新兴媒体的本科毕业生达22.07%²¹，亦从侧面印证了本次调查的结果。与此同时，随着传媒业态的新现象不断涌现，媒体就业市场对专业知识的需求呈现细化而多元的特征，许多开设新闻传播课程的高校适时调整学科布局，在一级学科之下增设了不同的专业方向，体现出新闻传播学科专业化建设对全媒体型、专家型人才需求的时代要求（例如，中国传媒大学在数据新闻报道实验班有益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于2015年秋季，率先在全国正式开设新闻学专业数据新闻报道方向，占据了数字化媒体时代发展的学术前沿；又如，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等先后开设了横跨新闻与财经、与国政、与法律等学科的专业）。

 此外，本次调查结果还表明，我国广电记者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科背景依次为文学（18.1%）、艺术学（11.5%）、经济学（11.1%）、外语（8.5%）和理工学科（7.0%）。

 事实上，记者高等教育背景的多元化在不断地再生产和复现同一职业结构，以确保新闻业的稳定运行的同时，又不断吸纳新的知识要素使职业结构不断变革和完善，以适应社会转型和媒介生态变化对新闻业的新要求。当前中国的新闻教育已经基本从纯粹的新闻史论和新闻实务教学过渡到新闻传播知识与多学科知识的有机结合，朝向培养既懂新闻传播、又懂新兴媒介技术、还具备国际视野和相关专门知识的全媒体型、专家型人才。而基于传媒生态的演进，新闻业吸纳多学科背景的人才，不仅回应记者职业群体社会化建构的需要，也符合新闻内容专业生产的市场期待，有利于全面、深刻、透彻地反映和解析社会生活不同领域的变化，规避新闻内容的扁平化生产，帮助公众正确认知外部世界。

2.社会出身：自由的职业选择

 记者在其个人社会化的过程中，除了遗传因子，家庭的影响因子无疑发挥着基础而重要的作用。家庭作为一种制度性单位结构，维系着最基本的社会关系，也象征着社会伦理的基本规范，并在维持社会的稳定、均衡和变迁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涵盖性爱、母爱、父爱等特殊情感关系的家庭教育是个人成长的起点，人在社会化过程中，对一些价值（如自由等）的体验首先来自家庭。在核心家庭或主干家庭的内部结构中，代际间的纵向关系和同代间的横向关系对记者个人的社会化、尤其是记者个人的社会意识形成，都起到决定性影响。

 如今，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差异日益显著，阶层流动和固化作为矛盾二重性并存于社会生态中，中国传统的“家国同构”社会模式被现代社会所冲破，代际间的社会阶层不再遵循传统乡土社会中的“社会继替”模式，而呈现为多元共存的样态。在分工日益繁复细化的当代社会，家庭教育观和职业选择观相对自由，个人社会化日益取决于社会结构变动产生的需求以及从业者自身的兴趣，而非传统的代际相传。

 本次调查显示，我国广电记者群体的父母职业中，只有6.4%的父亲和3.4%的母亲是新闻工作者，而父亲从事除新闻工作者以外的专业技术工作以及在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工作的比例合计达48.8%，母亲从事同样工作的比例也达43.8%。可见，父母的职业构成对子女是否成为记者并无直接影响。但是，调查也发现，农、林、牧、渔、水利业家庭出身和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家庭出身的记者比例亦相当低。

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社会变迁或转型，家庭观念出现淡化的趋势，作为家庭关系核心的婚姻关系，也产生不同程度的裂变。据我国民政部提供的数据，2003年以来，我国离婚率已连续12年呈递增状态²²。现代社会舆论不仅对离婚持普遍的宽容态度，而且对婚姻的期望值也逐步增高，晚婚甚至不婚成为越来越多人的选择。不过，离婚现象在记者群体中似乎并不明显，此次调查显示，我国记者群体离异的比例仅为2.7%，已婚记者占68.4%，单身人士为28.4%，其中21-30岁的单身人士占20%，这与国外记者群体的甚高的离异率、不婚率和不生育率形成鲜明的反差。究其原因，中国记者群体经受的职场压力或尚未达到影响家庭婚姻关系的程度。

三、中国记者的工作状态分析

若从社会学层面对记者工作状态进行考察，主要涉及记者社会角色和分工的三个关键词：职业满意度、职业压力以及职业流动状况，三者之间不仅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还共同勾勒出记者群体的从业心态。

全国广播电视新闻从业者调查报告(一)

研究背景与研究方法

丁迈 董光宇

(中国传媒大学）

摘要：研究采用定量研究方法，以经济发展水平、广电机构从业人数、媒体创收收入等指标对全国31各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进行聚类分层，并在不同层级地区间进行PPS抽样，确定抽样地区及区域媒体。最终在全国范围内抽取了22家广播电视新闻单位，能够代表不同地区、层级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媒体行业发展。研究以自陈问卷为工具，对1170名从业者进行了全面详细的调研，调研内容涵盖我国广播电视新闻从业者的群体构成、从业现状、职业理想与职业素养、职业道德观及文化消费方式等各个方面，全面描绘当前我国广电新闻从业者的群体画像，以期为其他相关研究提供全面、科学、准确的基础性数据支持。

关键词：广电新闻从业者；聚类分析；PPS抽样

一、研究背景

 上世纪90年代后期，在我国新闻传播研究领域，出现了以新闻从业者为研究对象的实证研究，表明新闻传播研究开始通过社会调查的方式关注传播行为的主体层面，描绘从业者的个体发展现状和生存状态，其主要使用的调研方法是自陈问卷。颇为有趣的是，这一研究最初是从女性新闻工作者这一特殊群体开始的。《中国女新闻工作者的现状与发展调查报告》（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1996）作为最早的调查研究之一，将研究对象聚焦于占据新闻队伍约三分之一的女性工作者，对比了这一群体中男性与女性在学历、工作年限、报道领域、晋升机会、收入和工作满意度等各个层面上的不同。在研究内容上，基本确定了今后新闻从业者研究的大体范围。同一时期内的其他调查研究则主要关注新闻职业道德层面，如《新闻职业道德现状调查》（<当代新闻职业道德>编写组，1996）和《我国新闻工作者职业意识与职业道德调查报告》（喻国明，1998）等 ，可见新闻职业道德一直以来都是研究者与从业者最为关心的问题。

2000-2009年，有关新闻从业者的研究不仅获得了数量上的激增，研究范围也明显扩大，表现在实证研究中，关注领域扩展至专业程度、工作满意度、角色认知、身心健康等问题，并且多以社会转型期为大背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复旦大学陆晔、俞卫东于2002年对上海新闻从业者进行的全面调查，除问卷外，研究还辅以访谈的方式获取更为生动细节的研究资料。最终的研究成果体现为6份调查报告，涵盖了传媒人的职业状况、职业理想、媒介观与伦理观、媒介使用以及新闻生产的影响因素和新闻教育等各方面问题。这6份报告内容全面、分析严谨、研究方法科学，在新闻从业者研究领域内具备较高的参考价值，但上海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大都市，很难代表其他地区新闻工作者的状态，因此研究在地域方面颇具局限性，难以在研究结果上进行比对和参考。

2010年以来，职业道德和新闻专业主义仍然处于研究的中心，但更多研究将背景置于新兴媒体环境下，并且开始出现关注网络新闻从业者的研究。例如，复旦大学周葆华、龚萌菡和寇志红（2014）曾针对网络新闻从业者进行生存状况调查，考察了网络新闻工作者的构成、工作状况、职业意识、自主性及媒介使用等问题。这一研究也说明，随着人们新闻获取方式的转变，网络新闻的繁盛发展扩展了原有的新闻行业布局，研究者开始重视新兴领域内加入的新型从业者，开始将网络新闻工作者纳入研究范围之内。

  然而，通过过往研究可以看出，截至目前为止，我国并不存在一个全国性的、全面涵盖新闻从业者工作与生活的调查。而在新兴媒体和自媒体蓬勃发展的今天，由于不同媒介的新闻工作者在工作方式上的巨大差异，力图在一次调研中囊括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新闻工作者已经具备较大难度，因此本次研究将聚焦于广播电视新闻从业者的从业现状和生活状态。之所以选择广播电视作为学术切入点，是基于如下思路：其一，较之报刊业面临危机的境遇，我国广电媒体虽受压力，但仍然表现出强劲的稳定性。《中国广播电影电视发展报告2014》（广电蓝皮书）数据显示，截止2013年底，广播、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分别达到97.79%和98.42%，2013年广电总收入超过3000亿元。《2012转型期中国传媒公信力报告》（北京师范大学传播效果实验室）亦表明，虽然新媒体公信力上升明显，但电视、报纸仍具有优势一；其二，相对于其他媒体，广播电视新闻工作者的社会知名度及其对舆论影响力更强。

    因此，本次研究作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中国广播电视新闻人才发展战略研究——以媒介融合为背景》的第一个子课题，将聚焦于媒体融合背景下，广播电视新闻媒体从业者的人才构成、从业现状、职业素养及文化消费方式，力图全面描绘当前我国广电新闻从业者的群体画像，为广电新闻人才发展战略研究提供全面、科学、准确的基础性数据支持，并为其他相关研究提供有价值的数据参考。

二、研究方法

 本次调研采用定量研究方法，以经济发展水平、广电机构从业人数、媒体创收收入等指标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进行聚类，并在不同类别地区间进行PPS抽样，从而确定区域媒体。

 调研以自陈问卷为工具，课题组成员赴各省市，将问卷交予各媒体新闻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其中包括中心主任、总编、台领导等），新闻工作者在完成问卷的填答后，再由广电机构专人回收，课题组成员带回，或直接邮寄。平均每个机构的填答时间为3个工作日至2周不等。调查时间为2015年4月至2015年7月。

 本次调查拟发放问卷1220份，预期精度达到95%的置信度，最大误差不超过3%。

1.抽样设计

 本次抽样针对国内广播电视播出机构，样本分为国家级、省级（直辖市级）、地级市共三级。其中省一级区划的抽取使用相关的统计指标，聚类后进行分层抽取；地市一级采用连带法，在抽取到的省级地区中随机抽取一地级市。

    由于各地区在广播电视新闻事业发展水平上并不一致，因此第一步使用相关统计指标，对31个地区进行聚类。其中，直辖市在经济和广播电视新闻事业发展上相对其他省、自治区差别较大，为避免对聚类结果产生干扰，将直辖市单独归类，不参与聚类。

    经过筛选，使用5个指标对目标地区进行聚类，指标基本可以描绘对应地区的广播电视新闻业发展状况，数据情况及来源见下表：

表 1 聚类指标一览

    聚类后，省份被分为三类，三类城市各组间在统计指标上具有显著性差异，计入不参与聚类的直辖市，共为四层（见表2）。

表 2聚类结果一览

 预计抽取的省份为8个，通过各省份数量占比进行计算，并在各类别中随机抽取省份，最终预计各层入样结果如下表：

表 3聚类及抽样结果

    根据聚类结果，本次调查将抽取以下广播电视机构，拟发放1220份问卷，符合抽样精度要求，具体抽样结果如下：

国家级：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预计180（60×3）个样本；

省级广播电视机构：北京、江苏、浙江、四川、福建、陕西、贵州、黑龙江，预计480（60×8）个样本；

市级广播电视机构（省会）：南京、杭州、成都、福州、西安、贵阳、哈尔滨，预计350（50×7）个样本；

地市级广播电视机构：无锡、湖州、绵阳、泉州、咸阳、遵义、呼兰，预计210（30×7）个样本。

1. 研究工具

    本次调研以自陈问卷为工具，引进翻译于包括45个国家参与在内的全球记者调查项目（Worlds of Journalism Study），并对问卷内容进行了本土化修改，主要涉及职业压力、职业流动、职业满意度、新闻工作的影响因子、新闻工作者的职业角色、新闻伦理、个人文化行为、人口统计指标等几大部分。数据分析主要以SPSS 22.0 为工具，分析方法包括频数分析、均值计算、卡方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配对样本t检验、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和因子分析等。其中，量表类题目采用因子分析提取主成分之后再与其余人口变量进行交叉分析。

2. 加权说明

    调查实际共发出问卷1474份，回收有效问卷1170份。由于不可控制的原因，最终样本的收集情况与抽样设计中的预期并不完全一致。为了保证问卷分析结果的代表性，有必要对样本进行加权，对其总体结构进行调整。

    在抽样设计阶段，已依据广播电视机构所在地区以及广播电视行政级别两个标准，对各层级样本数量进行了限定；因此，加权主要使用这两个指标进行操作。

    第一步，对所在地省份进行加权。

    按照抽样设计，以广播电视编辑记者人数为标准，可以得到如下加权结果（w1）。

表 4比例依据1

        第二步，针对广播电视机构行政级别进行加权，得到权重（w2）。

表 5比例依据2

    使用权重w1, w2对除国家级媒体以外的其他媒体进行加权。加权之后的样本结构更加符合抽样设计的样本结构，二者在分布上没有统计显著的差异（p<0.05）。

表 6加权结果1 -地区间差异与卡方分析

表 7加权结果2-行政级别差异与卡方分析

    第三步，对国家级样本进行加权。

    调查共获得了来自国家级广播电视机构的208份问卷，约占总体样本的17.78%，略高于期望比例（14.75%）。依此可在之前加权的基础上对国家、非国家媒体样本进行加权，并进行样本量修正。最终修正结果如下：

表 8加权结果-总体分布与卡方分析

 最终的加权结果与预期结果没有统计显著的差异。本次研究的所有数据均为加权后计算获得。

参考文献：

1. 丁迈，缑赫，董光宇：《全国广播电视新闻从业者调查报告》，中国发展出版社，2016年9月。

2.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电蓝皮书》，2014年7月。

3. 喻国明：《中国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意识与职业道德》，《新闻记者》，1998 年第 3 期。

4. 国家统计局：2012~2014年地区生产总值（GDP）。

5. 国家统计局：《2015年国民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有好》，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1601/t20160119_1306083.html，2016年1月。

6.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女新闻工作者的现状与发展调查报告》，《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年第2期。

7.  《当代新闻职业道德》编写组：《新闻职业道德现状调查》，《新闻大学》，1996年第2期。

8.  陆晔，俞卫东：《社会转型过程中传媒人职业状况——2002上海新闻从业者调查报告之一》，《新闻记者》，2003年第1期。

9.  周葆华、谢欣阳、寇志红: 《网络新闻从业者的基本构成与工作状况——— “中国网络新闻从业者生存状况调查报告” 之一》， 《新闻记者》，2014 年第 1 期。

全国广播电视新闻从业者调查报告(二)

我国广电新闻从业者的群体构成

丁迈 缑赫 董光宇

(中国传媒大学）

摘要：研究在聚类分析的基础上将全国各地区划分为4类，并在各个类别内进行PPS抽样，最终收集了全国22家广播电视新闻单位1170名新闻工作从业者的自陈问卷，可以较好地代表全国广播电视新闻工作者的整体状况。本文将着重分析当前我国广播电视新闻从业者的群体构成，并对其学历、专业、家庭等背景方面进行分析。

关键词：广电新闻从业者；群体分析；背景分析

 研究最终在全国八个省、市、自治区内共发放问卷1220份问卷，最终回收有效问卷1170份，有效率95.9%。样本地区分布详见下表。

表 1  样本地区分布

一、广电新闻工作者的人口变量分析

 参与本次调查的被访者男女比例相当，女性为589人（50.9%），男性为569人（49.1%），女性略多于男性，但总体较为平衡；被访者年龄主要集中在40岁以下，尤以26-35岁年龄段居多。其中，记者与编辑的比例占7成，以记者为主体（4成以上）；被访者平均从业年龄为10年，职称以初级和中级为主。

1. 性别构成：男女比例相当

 参与此次调研的新闻从业者男女比例基本相当，女性为589人（50.9%）， 男性为569人（49.1%），女性略多于男性，但总体较为平衡。可见，当前的新闻从业者队伍具有良好稳固的性别结构，女性与男性同样在各个新闻岗位上发挥作用。但交叉分析发现，不同职位上的性别分布有差异。

图 1  不同职位上的性别分布

         如图1所示，各个职位上的男女分布相对均匀，个别岗位呈现差异。 编辑岗位女性（33.3%）是男性（17.0%）的近两倍。而在一些特殊职位上，女性仍然难以承担男性工作者的任务，表现最为明显的是摄像。本次调研中共56名摄像，仅1名女性。说明由于先天体力的差异，女性难以承担行业中的部分职位。此外，女性上升至领导层的比例也低于男性，但差异较小。

2. 年龄构成：40岁以下年轻群体为主

图 2  被访者的年龄分布

     如图所示，参与此次调研的新闻从业者总体相对年轻，40岁及以下人员占到82%。其中，31~35岁的人员在所有年龄段中比例最高，达到34.6%，其次为26~35岁，占比达到25.4%，而以46岁以上人群为最少，占比仅为6.3%，反映了当前广电新闻从业队伍的年轻化现状。其中最为年轻的是记者队伍，主要由35岁以下的年轻人构成。63.1%的21-25岁的年轻人和58.8%的26-30岁的年轻人，都处在记者岗位。随着年龄的增长，从事记者岗位的人数减少，而编辑岗位的人数却有相应的增长。

3. 职位分布：以记者和编辑为主体

    被访者的职位主要集中在记者、编辑和主持人三大部分。其中记者数量占总人数的近一半（44.1%），编辑次之（25.1%），主持人再次之（12.7%），三类职位合计占八成左右（81.9%）。台领导（0.2%）、中心领导（1.6%）、部主任（4.5%）、科室主任（5.7%）和摄像（4.3%）等职位人数较少。因此为了便于交叉分析，在数据集中将台领导、中心领导和部主任进行了合并，统称为“部门领导及台领导”。

4. 职称分布：初级职称者居多

    参与调查的新闻工作者中，拥有初级职称的占比最多，为40.3%。 其次是拥有中级职称的被访者，占比27.6%，尚未评定职称的有21.6%，高级职称的占比最少，占10.5%。与普遍的社会认知一样，职称主要与被访者的年龄层次有关（r=0.514, p=0.000）。

5. 从业年龄：平均工作10.58年

    在参与此次调研的新闻从业者中，从业年龄最小的仅1年，最大的达到40年，所有被访者的平均从业年龄为10.58年。其中，从业年龄在10-20年（不含20年）的比例最高，达到40.8%，20年以上比例最低。从业年龄在5年以上的占全部样本的79.1%，说明本次调研的参与者都具有较长时间的从业经验。

二、我国广播电视新闻从业者的背景分析

  参与本次调查的广电新闻从业者以本科学历为主（76.8%）。其中，新闻传播专业出身的占一半以上。被访者中已婚人士近七成，单身者以26-35岁为主。被访者父母的职业集中于专业技术人员和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等行业，从事新闻行业的极少。

1. 受教育程度：近八成具有本科学历，但地区差异较大

     当前我国广电新闻从业者的受教育程度以本科为主，占比近八成（76.8%），其次为硕士及以上，占比16.9%，大专及以下的比例不足一成（6.2%），说明大部分广电新闻从业者都具备良好的教育背景。

  然而不同地区和不同媒体级别间，存在显著差异。相较于其他地区，北京地区的从业者硕士及以上学历占比较多（30.9%）；随着媒体级别（国家级、省级、省会台、地级市台）的下降，大专及以下学历的比例增加；同样，在抽样划分的四类地区之间，一类地区（浙、川）与三类地区（苏）从业者的硕士及以上比例也高于二类地区（闽、陕、贵、黑），但是低于四类地区（京）。说明从业者的受教育程度与地区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同其他行业一样，人才流动以经济发展为导向，弱势地区很难留住高学历的新闻从业者。

2. 学科背景构成：新闻传播专业为主，其他学科多样化发展

    如图所示，在所有被访者中，新闻传播学专业出身的记者占比达到51.7%，超过总人数的一半。可见，新闻传播学教育为广电新闻行业输出了大量人才。尽管如此，广电领域新闻从业者的学科构成也极为多样。较为值得注意的是文学（18.1%）、艺术学（11.5%）、经济学（11.1%）、外语（8.5%）和理工学科（7.0%）五类。此外还包括法学、社会学、教育学、历史学、哲学、医学、农学和军事学等各个学科。需要注意的是，由于一些被访者存在两个甚至两个以上的学科背景，因此该题目作为多选题，各个百分比加总的结果大于100.0%。

图 3  被访者父母职业分布

    新闻行业往往被视为入行门槛较低的职业，任何具有其他学科背景的人才在不经过专业训练的情况下，都有可能进入新闻行业。这充分说明当前的新闻人才培养在新闻专业主义教育上还存在较大的进步空间，如何让新闻专业出身的从业者明显优于非专业出身者，是今后新闻教育应当慎思的重要命题。同时，以文学为主的其他学科能够在行业内占据一定比例，也显示了其他学科的培养内容可能对新闻教育存在借鉴意义。

3. 婚姻状况：26.2%的35岁以下被访者保持单身

图 4  被访者婚姻状况分布

    在被访者当中，已婚人士占比最多，达到68.2%，单身人士其次，占比28.6%，离异人士（2.7%）和其他类（0.5%）占比极低。其中，单身人群的年龄主要在35岁以下（26.2%），这与当前社会普遍的存在的晚婚现象相一致。该行业单身人群主要集中于26到30岁的阶段，且男女比例相当，女性（53.7%）略多于男性（44.9%）。此外，还有6.4%的21至25岁及6.1%的31至35岁的被访者保持单身。

4. 父母的职业背景

图 5  被访者父母职业分布

  家庭是影响个体发展最重要的系统，父母所从事的职业对于子女的职业选择可能具有一定的影响。调研结果显示，我国广电新闻工作者的父母职业主要集中于“除了新闻工作者以外的专业技术人员”和“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等行业。此外，母亲作为“家庭主妇”也占据较大比例，达到17.9%。相比之下，父母从事新闻工作的被访者很少，其中父亲为新闻工作者的仅占6.0%，母亲为3.1%。说明子女的职业选择具有更加多样化的发展方向，而非遵循父母的既有路线。

三、结论与讨论

    总体来说，我国广播电视新闻工作者的年龄结构较为平衡，基本处于五五开的状态；40岁以下的年轻从业者占据了主体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工作队伍呈现年轻化。其中，记者与编辑的比例占7成，以记者为主体（4成以上）；平均从业年龄较长10年，但职称以初级和中级为主。

1997年，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在全国记者协会内部进行了一次较大的抽样调查，被访对象主要来自报社、广播电台、电视台和通讯社。抽样地区主要包括北京、江苏、山东、河南、湖南、福建、广东、甘肃、黑龙江和四川等地区。可以说在样本来源上与本次调查有着较大的相似性和可比性，通过历史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16年中我国新闻从业者的一些变化。

1. 女性新闻工作者的比例大幅增长

1997年我国女性新闻工作者比例仅为32.9%，而本次调研中女性的比例则超过了男性，达到50.9%，与男性新闻工作者平分秋色。然而在特定岗位上，仍存在性别的限制，例如本次调研中共有56名摄像人员，仅1人为女性；而在编辑岗位上，女性的比例则是男性的近两倍。

2. 新闻工作者的学历明显提高

1997年具有本科学历的被访者占53.3%，而本次调研中本科学历的被访者则达到了76.8%，硕士及以上学历为16.9%，也高于1997年的6.2%。

3. 毕业于新闻传播学专业的从业者比例明显提高

  参与1997年调查的新闻从业者当中仅有30.6%的被访者毕业于新闻传播学专业，而本次调查中的比例则达到了51.7%，说明在日益专业化的社会分工当中，新闻传播学的专业化教育受到了更大的认可，新闻传播教育培养了更多的专业人才。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整体教育水平提高的，我国广电新闻工作者的整体素质较从前有了较大的提升，主要表现在学历和专业水平的提高。同时，女性工作者比例的大幅增加，也体现了女性社会地位和社会价值的提高，除一些先天差异外，女性工作者同男性一样，在各个岗位上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1. 丁迈，缑赫，董光宇：《全国广播电视新闻从业者调查报告》，中国发展出版社，2016年9月。

2. 喻国明：《中国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意识与职业道德》，《新闻记者》，1998 年第 3 期。

3.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女新闻工作者的现状与发展调查报告》，《新闻与传播研究》，1995年第2期。

全国广播电视新闻从业者调查报告(三)

我国广电新闻从业者的从业现状

丁迈 缑赫 董光宇

(中国传媒大学）

摘要：为了解当前我国广电新闻从业者的从业现状，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调研：记者证的持有状况、新闻报道的职责划分、工作强度（包括每周工作时长和每周发稿数量、选题会的参与）、职业流动、职业压力和职业满意度。并通过人口统计变量进行交叉分析和比对 。

  研究发现，我国广播电视新闻从业者的从业现状并不理想，存在个别地区记者拥有记者证的比例过低，工作时间过长且与收入分配不相符，职业压力较大和满意度较低等主要问题。

关键词：广电新闻从业者；职业流动；职业压力；职业满意度

 对当前广电新闻工作者进行的从业现状进行全面扫描，是本次研究的重中之重。它可以为我们全面描绘当前从业者的工作状态及其对工作的态度。通过这些现状与人口统计变量的交叉分析，不仅可以在被访者群体细分的情况下获得更为详细的数据，为更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提供可以借鉴的数据基础，也可以反映人口变量作为影响因素之一所起到的巨大作用。

一、记者证的持有状况

近三成被访者未持有记者证，具有新闻传播专业背景的被访者持证比例更高。

 参与此次调研的新闻工作者中共有1154人回答了是否持有记者证的问题。其中，73.5%的被访者持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发的记者证，26.5%并未持有记者证，几乎所有被访机构都存在不少新闻工作者没有记者证的状况。其中，摄像人员（63%）与主持人（65.1%）的持证比例最低。持证与否还与被访者的年龄、学历、学科背景和所在地区有关。

1. 年龄差异

    卡方检验发现，是否持有记者证在不同年龄阶段上存在显著差异（p=0.000）。总体而言，持证比例高于未持证的比例，且随着年龄的增长持证比例越来越高。21-25岁被访者中，没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记者证的比例高于持证的比例，其原因可能是这部分记者刚刚走出校门进入采编岗位，尚未拿到记者证。31-35岁持证人数的百分比大幅跃升至近80%，到46-50岁阶段持证的比例高达94.3%。而51岁及以上群体持证比例下降可能是由于年龄原因，他们已经较少参与一线工作，但持证比例依然达到72.7%。

2. 学历差异

    卡方检验发现，不同学历的被访者在是否持有记者证上存在显著差异（p=0.000）。学历越高，拥有记者证的比例也越高，其中硕士及以上学历的被访者拥有记者证的比例超过80%。

3. 学科背景差异

    卡方检验发现，是否具有新闻传播背景的被访者在是否持有记者证上存在显著差异（p=0.000）。数据显示，具有新闻传播学背景的被访者拥有记者证的比例略高于非新闻传播学背景的被访者，推测有新闻传播学背景的受访者可能更多的从事一线采编的工作，因此持有记者证的比例也略高。

4. 地区差异

图 1  被访者地区与持证情况分布

    如图所示，不同地区的被访者在是否持有记者证上也存在显著差异（p=0.000）。绝大部分地区记者拥有记者证的比例均大幅高于没有记者证的比例，其中北京、福建、四川三地的持证比例均高于80%，江苏为75.1%，浙江、黑龙江、陕西的比例在六成以上，但贵州地区的持证比例较低，不足总体的一半（43.9%）。

二、新闻报道的职责划分

负责民生新闻报道的队伍最为庞大。

    参与此次调研的广电新闻工作者当中共有1044人回答了报道职责的问题。其中，负责综合性报道的人占到总人数的近一半（47.4%），其次是负责专门报道某一主题（36.5%），负责选题策划的比例为16.1%。在“专门报道某一主题”的新闻工作者中，负责社会（民生）新闻报道的占比最多，为26.3%；其次是时政新闻（17.2%）、经济/金融新闻（16%）、科教文卫新闻（9.7%）和法律新闻（7.1%）；而负责体育新闻、国际新闻和军事新闻的较少，合计不足5%；此外，还有19%的被访者选择了“其他”。这说明，民生新闻作为与普通受众日常生活最密切相关的新闻类别，其驳杂的内容也使得其报道队伍最为庞大。

三、每周工作时长

近八成被访者工作时长超过劳动法规定，且工作强度与收入不相符。

    根据我国2015年修订的劳动法，以40小时（平均每周工作5天，每天8小时）为基准，问卷设置了5个工作时段，小于40小时，40小时，40-48小时，48-56小时以及56小时以上。其中，40-48小时代表每周超过基准工作时长0-1天，48-56小时表示超过每周基准工作总天数1-2天，而56小时以上表示平均一周工作7天，平均每天工作超过8小时。

图 2 被访者每周工作时长

   结果显示，被访者每周工作时长为40小时以下的比例最小，仅为6.0%；合理工作40小时的比例仅为16.6%。近八成（77.4%）广电新闻工作者的工作时长超过劳动法的规定。其中超出不足一天的比例最高，为34.7%，另有近两成（18.3%）的广电新闻工作者每周工作时长超过56小时，工作时间过长。

    被访者的工作时长主要性别、职位、媒体级别和学科背景相关等因素相关。

1. 性别差异

图3性别与被访者每周工作时长的分布

 卡方检验发现，不同性别被访者在每周工作时长上存在显著差异（p=0.000）。总体来说，无论男性女性，每周工作“40-48小时”的人数占比都是最多的，且女性比例（39.4%）高于男性（29.3%）。相对而言，男性被访者的周工作时间长于女性，每周工作超过56小时以上的男性比例（24.4%）比女性（12.9%）高出近一倍。

2. 职位差异

 卡方检验发现，不同职位被访者在每周工作时长上存在显著差异（p=0.000）。其中，摄像、记者和部门领导及台领导每周工作超过56小时以上的比例最高，均超过了25%，而超过48小时以上的职位中，这三个职位也位居前列，其中摄像57.2%，部门领导及台领导56.8%，记者53%，说明这三个职位中有一半以上的被访者工作时长超过每周基准工作总天数1-2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91%的部门领导及台领导、85.8%的记者、81.3%的科室主任和78.6%摄像每周工作时长超过40小时，显示领导和一线采编人员的工作强度偏大。

3. 媒体级别差异

图4  媒体级别与被访者每周工作时长的分布

   卡方检验发现，不同媒体级别的被访者在每周工作时长上存在显著差异（p=0.002），省级（直辖市）媒体的工作时长最长。每周工作时长在40小时及以内的以国家级媒体从业者最多，超过30%，省会台为24.8%，地级市台比例最低，为18.2%。国家级媒体中超过48小时的比例为38.8%，省级（直辖市）媒体比例达到47.7%，地市级媒体44.8%，省会台为35.8%。数据反映，国家级媒体广电新闻工作者每周的工作时长相比另外三级媒体可能略短，其次为省会台，而省级台和地级市台工作强度则相对较大。

4. 学科背景差异

 数据显示，有无新闻传播学科背景和工作时长也有一定关系（p=0.024）。其中，非新闻专业的新闻工作者选择每周工作40小时及以下的人数占比将近三成。而在每周工作超过48小时以上的人群中，有新闻专业背景的新闻工作者占到近46%。可能由于有新闻传播学专业背景的工作者大多从事一线采编工作，而这类工作需要更大的时间和精力，因此每周工作实际较长。

5. 收入差异

   如图5所示，被访者月收入主要集中在5000元以下及5001-8000元这两个范围内，收入低于8000元的从业者占比达到73.6%。收入在8001元-11000元的比例为16.7%，而仅有不到10%的从业者收入可以达到11001元以上。

图5 被访者收入分布

  斯皮尔曼相关分析发现（见表1），收入与年龄、职称、最高学历、播出机构行政级别之间存在显著性统计关系；年龄越大、职称越高、学历越高、播出机构行政级别越高，收入就越高，而工作时间与收入的相关系数仅为0.057，工作时间长短并不影响收入的高低。也就是说，更多的时间付出并不意味着更多的工资收入，工作时间与劳动所得不相符。

表 1 职称、年龄、学历、机构行政级别与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此外，收入情况主要受地区差异影响。

图6 被访者收入的地区差异

 如图6所示，北京市、江苏省的广电新闻工作者收入情况最为乐观，收入低于5000元以下的比例远远低于其它省份，分别为9.0%和15.6%，而黑龙江、福建、四川等地的广电新闻从业者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比例均超过了60%；北京地区收入过万的比例也最高（21.7%），其次为江苏（10.6%）和浙江（8.2%）。

四、每周发稿数量与选题会参与情况

图7 被访者每周发稿数量分布

 共有1112位受访者回答了该问题，其中，有358位被访者的工作不涉及发稿（占总样本量的32.2%），故此题样本总数为754人。从每周发稿数量来看，发稿数量主要集中于每周4-7条（23.2%），其次为8-11条，占比15.9%，发稿12-15条的最少，为6.4%。

图8被访者每周参加新闻选题会的频率分布

 共有1161位受访者回答了参加选题会频率的问题。如图8所示，每周参加1次选题会的受访者比例最高，达到31.7%，其余频率比例相当。其中，每周参加5次及以上的媒体人占到16.6%，而从不参加选题会的广电新闻工作者亦达到了15%。

 进一步分析发现，男性比女性更多的参与新闻选题会；而从职位来看，科室主任、部门领导和台领导参会更加频繁，这两个职位每周参加2-4次、每周5次以上的比例之和高达60%-70%，显示出他们对于选题工作的重视；记者和编辑参与的比例也较高，主持人则相对较少参与选题。而其它影响因素则包括年龄、职称和播出机构行政级别。

五、职业流动

    调查数据显示，被访者的职业流动并不高，超过七成（73.1%）的广电新闻工作者只为一家新闻媒体工作过，为两家媒体工作过的新闻工作者占比不足二成（18.0%），而为三家及以上媒体工作过的比例仅为8.5%。

1. 性别差异

  职业流动与性别有关，男性的职业流动高于女性。女性一直在同一家媒体中工作的比例高出男性7.5个百分点，比例高达76.9%，而在2家、3家及以上单位中工作的比例则分别低于男性3.9和3.7个百分点。说明女性广电新闻从业者更不倾向于更换工作单位，更注重生活的稳定性。

2. 职位差异

     卡方检验发现，不同职位的被访者在其所工作过的媒体数量上存在显著性差异（p=0.011）。其中，编辑、科室主任和部门领导及台领导在1家单位中工作的比例高于其它职位，较之这三个岗位，记者和摄像虽然为1家单位工作的比例略低，但为2家单位工作的比例却较高，表明记者和摄像虽然有流动但仍然相对比较稳定。

 相比较之下，主持人为3家以上单位工作的比例最高，而为1家单位工作的比例最低，说明这一职位的流动性高于其它职位。推测其中的原因，一方面可能这一职位确实存在一定的流动性，另一方面同时也存在这样一种可能，那就是主持人兼任几个栏目，或者协助其他单位工作，导致选择3家以上的比例略高。

六、职业压力

被访者职业压力主要来自行政因素和工作前景。

  为测量广电新闻工作者压力来源，研究分别从政治、经济、管理、技术及个体心理等层面设计了五级里克特量表（其中，5表示压力非常大，1表示没有压力）。

  从均值结果来看（详见图10），几乎所有项目都会对新闻从业者产生压力。其中，“所在媒体的发展前景”、“报酬和收入”及“领导的做法和观念”为平均分最高的三项；“个人职业发展”、“新型媒体技术”与“上级主管部门的干预”得分也较高。相对而言，“市场部门带来的压力”与“同事间的竞争”压力较小。

图9职业压力来源

 通过因子分析，可将上述压力来源归纳为3个因子，解释了总变差的约66%，解释度良好。这三个方面包括：工作前景、竞争机制和行政因素。

表 2 因子分析-旋转后的成分矩阵^a

 其中，行政因素对被访者造成了最大的压力，均值达到3.68；工作前景造成的压力也较大（3.63），相比之下，来自于市场、同事、新技术与考核等方面的竞争机制（3.35）带来的压力较小。从不同人口变量信息来看，男性被访者感受到的压力要高于女性被访者，而这种差异在行政因素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均值差距达到0.31）。

1. 性别差异

图10性别与职业压力来源

    如图所示，无论在任何一个职业压力因子上，男性所感受到的压力都远高于女性，其中行政因素为男性受访者带来的压力最大，均值达到3.84，远高于女性；而女性对于工作前景方面的压力则与行政因素相当。

    独立样本t检验显示，不同性别的新闻工作者在各个压力因子上的差异都存在统计上的显著性。具体来说，男性在压力来源的三个因子上（工作前景、竞争机制和行政因素）均有相对更高的值，也就是说，男性新闻工作者普遍比女性新闻工作者感受到了更多的工作压力，这种压力在行政因素上最为明显（均值差距达到0.31）。

2. 从业年龄差异

 如下表所示，不同从业年龄的新闻工作者群体对于“工作前景”和“竞争机制”两个方面所感受到的压力有差异，这种差异具有统计上的意义，而在行政因素上感受到的压力差异则不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

表 3 从业年龄与职业压力来源上的多重比较

 分组比较来看，从业年龄在10-20年的新闻工作者相对感受到了更大的压力，而5年以下工作经验的新闻工作者相对感受到的压力更小。考虑到从业年龄在10-20年的新闻工作者，更多地是31-40岁的青年人，可以推测，他们可能面对相对更大的生计压力，而使得他们在工作中感受到相对大的压力。

七、职业满意度

回报因子的满意度较低。

图11职业因素满意度

  如图11所示，被访者主要对自身工作环境（同事关系、主管领导能力），传媒事业的整体感受（职业成就、社会影响、媒体品牌与主观能动性）感到比较满意，均值水平在3以上；但对工作时间和回报性因素（收入、福利、升值空间）的满意度低于一般水平。

其中，与收入待遇相关的“福利待遇（2.54）”和“报酬收入（2.57）”排名倒数二三位，表明广电新闻工作者对于收入待遇并不满意；与此同时与工作时间相关的选项得分也偏低（2.58），这可能与前文提及的收入与工作时长不相符有关。

    相比较之下，广电新闻工作者对“同事关系”和“主管领导的能力”评分较高，说明总体上广电新闻媒体内同事之间的关系普遍较好，领导能力也得到大家的认可；同时，被访者对职业带来的成就感和社会影响也较为满意。

    对职业因素满意度部分进行试分析、剔除扰动因素后，对职业因素进行因子分析，最终得到的两个因子：一是包括报酬收入，福利待遇，工作时长，升职空间，进修、培训机会，工作时间的弹性等几个方面 “工作回报”因子，二是包括同事关系、职业的社会影响、职业的成就感、主管领导的能力、主观能动性等方面在内的 “工作处境”因子。

表 4因子分析-旋转后的成分矩阵^a

    其中，被访者对工作处境相对满意，满意度均值达到3.43（满分为5），而对于工作回报的满意度低于一般水平，均值仅为2.61。说明被访者认为自身的付出与所得并不相符，福利待遇、晋升空间和培训机会等方面尤待加强。

    职业满意度在不同性别、是否持有记者证、从业年龄和职称上存在显著差异。

1. 性别差异

 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显示，在工作回报这一因子上，男性与女性的差异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p=0.03）。尽管无论男女，对工作回报都略有不满，然而男性的不满意程度高于女性，这可能与男性在家庭和社会中往往被期待承担更多经济责任有关。而在工作处境方面，男性、女性新闻工作者并没有展现出统计上的显著的差异，说明不同性别的被访者对工作处境的满意程度相当。

2. 持证差异

 均值比较发现，新闻工作者的持证情况也可能导致其职业满意度的不同。总体来说，持有记者证的被访者满意度更低。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显示，被访者是否持有记者证在“工作处境”这一因子的满意度上存在显著差异（p=0.03）。持有记者证的被访者对工作处境的满意度更低，可能由于持证记者对同事关系、职业的社会影响、职业的成就感、主管领导的能力、主观能动性等方面有更高的期待。

3. 从业年龄差异

 方差分析显示，不同从业年龄的新闻工作者群体，在职业满意度的两个因子上均有显著性差异。近一步进行分组对比，可以看到，无论是对于工作回报，还是对于具体的工作处境，从业年龄更长的群体，相比从业年龄更短的群体，满意度要低。

4. 职称差异

 方差分析显示，在工作回报方面，不同职称的新闻工作者群体之间不存在统计显著的差异，而在工作处境上显示出了显著性差异（p=0.05）。分组比较中，在工作处境上发现，相对尚未评定职称的新闻工作者来说，初级、中级职称的新闻工作者对“工作处境”因素的满意程度更低，差异显著。考虑到尚未评定职称的新闻工作者中，一部分可能是流动性相对较强的非在编记者，这可能影响到了这一群体对于工作处境的评价。

八、结论与讨论

  从以上数据我们可以看出，当前我国广播电视新闻从业者的从业现状并不理想，一是在规范层面，个别地区记者拥有记者证的比例过低；二是从业者工作时间过长，但其劳动付出却与收入分配不相符；三是职业压力较大；四是满意度较低，尤其表现在对工资回报方面的不满意。

    在这一节的讨论部分，我们依然将此次调研的数据和1997年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在全国记者协会内部调研所得数据进行比对。

1. 报道领域发生重大变化

1997年的调研结果显示，从事经济新闻报道的队伍最为庞大，比例达到19%；而本次调研中，36.5%的被访者负责专一主题的报道，其中占比最高的是民生新闻（26.3%），经济新闻报道的比例为16%，这体现了当前新闻传播领域对于民生新闻的重视。

2. 新闻工作者收入明显提高，但存在相对意义上的下降

1997年全国新闻工作者平均月收入为1137元，本次调研对收入问题采用了分段制提问，采用组中值估算，平均收入为6452元，是1997年的5.67倍（注：两次调研样本均来自于地级市以上媒体，县级媒体未被考虑在内）。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97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160元（每月430元），新闻工作者的月收入是全国城镇居民平均水平的2.64倍；2015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1195元（每月2600元），新闻工作者的收入则为城镇平均水平的2.48倍，存在相对意义上的下降。

参考文献：

1. 丁迈，缑赫，董光宇：《全国广播电视新闻从业者调查报告》，中国发展出版社，2016年9月。

2. 喻国明：《中国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意识与职业道德》，《新闻记者》，1998 年第 3 期。

3. 国家统计局：1997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http://data.stats.gov.cn/search.htm?s=1997年城镇居民。

全国广播电视新闻从业者调查报告(四)

我国广电新闻从业者的职业理想与职业素养

丁迈  缑赫 董光宇

(中国传媒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考察了当前我国广播电视新闻从业者的职业素养和职业理想。职业素养层面包括被访者对新闻来源的选择、对新闻价值的判断，以及自身的职业素质，同时也考察了被访者在新闻生产过程中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一些内外因素的影响，受到何种因素的影响。职业理想层面则主要指职业忠诚度。

关键词：广电新闻从业者；职业理想；职业素养；职业忠诚度

    由前文可知，当前我国广电新闻从业者的从业现状不十分理想，被访者工作强度大，对工作的收入回报方面满意度较低。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飞速发展的阶段，社会分配不均、物质至上是经济过快发展的必然结果，比之于经济发展，精神文明建设层面稍显落后，信仰缺失、理想缺失是当前社会存在的普遍现象。因此，在考察职业素养的同时，研究也关注了广电新闻从业者的职业忠诚度与职业理想。

一、我国广电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素养

1.新闻来源

互联网成为最主要的新闻来源，但被访者认为其可靠性偏低。

    数字时代下，互联网已经成为新闻工作者最重要的信源渠道，其比例（64.6%）甚至超过了传统媒体（60.0%）。此外，新闻发布会（40.7%）、新闻通讯社（34.1%）等传统官方信源仍然是新闻人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而“线人”（33.9%）也是新闻人社会网络中一个较为重要的节点。相对而言，“跑街”这一获取新闻的方式占比仅为14%。

 与之相悖的是，被访者对互联网信息的可靠性评价却很低，在满分为5的打分中（最低分为1分），互联网的平均分仅有2.76，是所有新闻来源中可靠性平均值最低的一项；被访者最信赖的新闻来源仍然是新闻通讯社（4.51），其次是新闻发布会（4.26）和传统媒体（3.92），线人（2.85）、跑街（2.87）的可靠性评价也较低。

    从人口变量信息来看，未持有记者证的被访者对线人、跑街、互联网等非正式渠道的信任度显著高于持有记者证的被访者（差异=0.07~0.24）；被访者教育程度越高，越倾向于相信新闻通讯社、新闻发布会和传统媒体等正式的消息来源（F=3.72，p=0.02）；新晋记者（从业5年以下）对于正式来源的信任水平，要高于从业5～20年的记者群体（F=3.17，p=0.02）。

2.新闻价值的重要性判断

真实性始终是新闻价值中最重要的部分。

如图所示，绝大多数被访者在评价新闻价值重要性时认为“真实性”最为重要，均值为4.96（最高分为5），明显高于其他新闻价值，“反常性”和“报道对象的知名度”的重要性最低，均值分别为3.57和3.21。

图1被访者对新闻价值重要性的判断

 通过因子分析，可以将这些新闻价值将为两个维度，一类是新闻本身可以成为新闻事件的特质性要素(见下表“组件1”)，另一类则是中国新闻理论中比较强调的新闻理论性要素。

表 1因子分析-旋转后的成分矩阵^a

 比较发现，被访者基本将新闻理论要素置于更重要的位置（），而新闻事件的特质性要素则相对没有那么重要（），这种重要性的差异在统计上显著（p=0.000）。相比持有记者证的被访者，未持证被访者给予“特质要素”更高的价值判断（p=0.000），这暗示，未持证的记者在报道取向上，可能会更偏向这些新闻特质。

3.影响新闻工作的因素

职业伦理道德是影响新闻工作的最主要因素。

 为了解影响新闻工作的因素及其程度，研究分别从政治、经济、组织、技术、个体等层面设计了19个条目，其中1分表示没有影响，5分表示强烈影响。结果发现，被访者在影响新闻工作最主要的因素是“职业伦理道德”，均值为4.62，说明广电新闻从业者在工作中极为重视职业伦理道德。同时，“舆论导向”和“报道口径”排在第二、三位，均值分别为4.49和4.00，而“广告商”、“广告收入”和“亲友”等因素的均值最低，分别为2.84、2.72和2.05。

 通过因子分析，将这些因素提取为6个维度，包括组织因素（如领导、同事）、经济因素（如工资、广告）、实践因素（如截稿时间、舆论导向）、价值观因素（如个人价值观、职业伦理道德）、竞争反馈因素（如竞争媒体、新闻奖项、受众反馈）和政治因素（如政府官员、报道口径）。

 其中， 实践因素（4.22）和价值观（4.01）的影响程度最大，其次是政治因素（3.89）。组织（3.30）、经济（3.08）、竞争反馈（2.91）等因素的影响程度较小。

 从人口变量信息来看，不同性别感受到的影响因素有所区别。男性相较女性更多受到政治因素的影响；未持有记者证的被访者更多收到经济因素的影响；高学历的被访者更少受到经济因素的影响。

4.从业者自身的变化

被访者认为广电新闻从业者的自身素质有所提高，但其社会地位却在下降。

 近年来，新闻从业者自身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如从业者的多媒体技能、工作时间、学历、社会角色和公信力等等。为了解新闻工作者自身因素的变化程度，研究分别从教育、技能、新闻报道工作流程以及新闻的社会角色等方面考虑，设计了10个条目，其中1分表示下降很多，3表示没有变化，5分表示提高很多。

图2从业者的变化

 结果表明，当前广电新闻从业者的多媒体技能提高最为明显，但同时平均工作时间也大幅提高，学历增强也较为明显；除此之外，专业学位、外语能力、海外留学经历、工作自由度等都略有提高；然而，新闻工作者的社会地位却在下降，包括其所承担的社会角色以及公信力。

 通过因子分析可以将所有从业者自身因素分为三类，如下表所示，三类因子分别是受教育水平（因子1）、社会及职业认知（因子2）以及工作能力（因子3）。

表 2因子分析-旋转后的成分矩阵^a

1.  年龄差异

 通过分析可以发现，不同年龄的新闻工作者群体，对新闻工作者的“社会及职业认知”的体验是有所不同的。多重比较发现， 21-25岁的记者群体倾向于认为近些年记者在“社会及职业认知”（公信力、社会角色、工作自由度、核实消息的实践）方面有所上升（），而41-45岁的群体则倾向于认为，这些水平都在下降（），是所有年龄组别平均值中最低的。这可能与各年龄段新闻从业者所感知的社会及职业认知以及各自工作方式 的不同等因素有关。

2. 学历差异

 方差分析显示，不同学历层次的新闻从业者在记者“社会及职业认 知”变化的评价上存在统计意义上的显著不同。大专及以下学历的被访者认为从业者的社会及职业认知 略有提高(3.28)，本科学历的认为没有变化(3.06)，而硕士及以上学 历的从业者则认为略有下降(2.92)。多重比较结果显示，该指标的值随着学历的上升而下降，即随着学历的上升，被访者越来越倾向于认为新闻从业者在社会及职业认知上的下 降，包括新闻从业者的公信力、社会角色、工作自由度等都不如从前，说明高学历从业者对当前的工作条件及工作的外部环境不甚满意。这也可能是高学历从业者对行业抱有更高期待造成的。

二、我国广电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理想

1. 对所在单位的忠诚度

 本次调研中，近一半被访者对于五年后是否仍会在目前所在媒体工作表示“不清楚”，比例达到48%，40.7%的被访者明确表示仍会继续在目前所在媒体工作，仅10.3%的被访者表示不会。说明广电新闻工作者对目前所在单位的忠诚度存在较大的不确定因素。卡方检验发现，性别、年龄、职位和所在媒体级别都会对该问题产生影响。

1. 性别差异

        卡方检验发现，不同性别的被访者五年后是否继续在目前所在媒体工作的意愿具

有统计显著的关系（p=0.004）。女性继续在当前媒体工作的意愿更强，比例为

44.1%，而男性仅为37.9%，这可能由于女性对工作生活的稳定性有更高要求。

 （2）年龄差异

        不同年龄的被访者五年后是否继续在目前所在媒体工作的意愿具有统计显著的关

系（p=0.000）。随着年龄的增长，五年后继续在目前所在媒体工作的意愿逐渐增强，以35岁为结点，被访者表示“会”的比例超过了“不清楚”的比例。而在50岁这一结点上，表示“不会”的比例大幅上升，这可能与退休年龄有关。

 此外，35岁以下年轻人表示“不清楚”与“不会”的比例远高于其他年龄阶段，这一方面说明职业流动在年轻人群体当中更为普遍，另一方面说明年轻的新闻工作者对自身的职业规划不够清晰。

 （3）职位差异

 不同职位的被访者五年后是否继续在目前所在媒体工作的意愿具有统计显著的关系（p=0.000）。主持人与领导层对目前所在媒体的忠诚度较高，五年后仍在此工作的意愿均超过50%。编辑、记者的忠诚度相对较低，摄像人员继续在此工作的意愿最低（29.1%），说明摄像行业的流动性相对较大。

 （4）所在媒体级别差异

 不同媒体级别的被访者五年后是否继续在目前所在媒体工作的意愿具有统计显著的关系（p=0.000）。国家级媒体与地级市台的新闻从业者对目前所在媒体的忠诚度较高，五年后会继续在此工作的占比分别达到51.2%和47%，高于省级媒体和省会台。产生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国家级媒体入行门槛相对较高，其更高的新闻质量也会获得被访者更高的认可，因而归属感与忠诚度更高；而地市级台的被访者则更可能对自身安逸的状态感到满意，并且相比之下，地市级台的流动空间更小，因此忠诚度也更高。

2. 对新闻事业的忠诚度

 参与此次调研的新闻工作者中，不足一半的被访者（38.3%）表示会将新闻工作作为终身职业，近一半（44.3%）表示对此感到“不清楚”，尽管仅17.4%的人明确表示不会将新闻工作作为终身职业，但仍可以看出当前我国广电新闻从业者对新闻事业的犹疑态度。交叉分析发现了性别、年龄、职位、学科背景、学历和所在媒体级别各个因素对新闻理想的影响。

 （1）性别差异

图3性别与是否将新闻作为终身职业

    卡方检验发现，不同性别的被访者在将新闻作为终身职业的意愿上具有显著差异（p=0.041）。女性对新闻行业的忠诚度更高，愿意将其作为终身职业的比例（41.8%）高于男性（34.6%），当然，这也可能源自女性对安稳的工作和生活状态的需求。

 （2）年龄差异

 卡方检验发现，不同年龄的被访者在将新闻作为终身职业的意愿上具有显著差异（p=0.000）。随着年龄增长，意愿逐渐增强，可以推测这是由于阅历和个人工作经历的定型而带来的；但在最初涉入新闻工作这一行业的时期，从事该行业的意愿浮动较大，尤其显示26～30岁的新闻工作者会有较强的不愿继续从事新闻行业的想法。

 （3）职位差异

 卡方检验发现，不同职位的被访者在是否将新闻作为终身职业上具有统计显著的关系（p=0.000）。与“五年后是否在当前媒体继续工作”一致的是，主持人与领导层都更愿意将新闻作为终身职业，而编辑、记者的意愿相对较弱，摄像人员明确表示“不会”的比例（29.1%）超过了肯定的比例（18.2%），是各职位中对新闻行业粘性最低的一类，其表示“不清楚”的比例（52.7%）也远高于其他职位。

 （4）学科背景差异

图4学科背景与是否将新闻作为终身职业

    研究首先针对样本的学科背景进行筛选，筛选出样本量较多的7个学科背景（N≥70），最终挑选出新闻传播学（N=587）、文学（N=206）、艺术学（N=129）、经济学（N=125）、外语（N=97）、理工（N=78）六个学科背景，对具备这6个学科背景的记者继续其职业的意愿进行检验。

    结果发现，新闻传播学、经济学、文学、外语学科背景对于是否会把新闻作为终身职业的选择上没有太大的差异，无论是否具备相应学科背景，其选择大多集中于“会”和“不清楚”（约45%左右）。

    相对而言，理学、工学（p=0.005）和艺术学（p=0.011）学科背景在该选项上显示出较大差异。交互分析发现，理工科背景的新闻工作者对于把新闻工作作为终身职业的意愿更加明确，比例达到了47.4%；而艺术类背景的新闻工作者将新闻工作作为终身职业的意愿更为模糊，其中超过半数的具有该学科背景的人选择了“不清楚”，百分比为51.2%。

 而无论是否为新闻传播学专业出身，被访者的职业理想并无显著差异。这说明，作为专业培养新闻工作者的新闻传播学，并没有培养出对新闻行业有着更高忠诚度的从业者。

 （5）学历差异

 卡方检验发现，不同学历的被访者在将新闻作为终身职业的意愿上具有显著差异（p=0.002）。 大专及以下学历的新闻工作者选择把新闻工作作为终身职业的人数占比是最高的，达到48.6%，本科学历的新闻工作者居中（38.9%），占比最少的是硕士及以上学历的人群，仅有32.1%。此外，另有40.8%的硕士及以上学历的新闻工作者选择不清楚，选择“不会”的人数占比也达到了26.9%，远远高于大专及以下学历和本科学历的人群。

 总体来说，被访者学历越高，对新闻事业作为终身职业的意愿越低。这可能与当前新闻行业被视为门槛较低的行业有关，学历越高，越对当前我国的新闻行业感到不满。

 （6）媒体级别差异差异

 不同媒体级别的被访者在将新闻作为终身职业的意愿上同样具有显著差异（p=0.004）。省级媒体的新闻工作者会把新闻工作作为终身职业的比例更低，只有35.2%，远远低于国家级媒体（46.5%）和地市级媒体（42.8%），这一结果与不同媒体级别的被访者对其所在单位的忠诚度是一致的。

三、结论与讨论

 总的来看，当前我国广电新闻工作者具有较高的职业素养，多媒体技能、外语技能等都有所提升，但是新闻工作的社会地位却有所下降。一方面，被访者自身感受到社会角色和媒体公信力的下降，另一方面，被访者对于职业的忠诚度和对新闻理想的坚持也游移不定。对比1997年的调研结果亦发现了职业忠诚度下降的问题。

 在1997年的调研中，半数以上被访者（54.9%）明确表示会将新闻工作作为自己的终生选择，而本次调研中仅有38.3%的被访者给予了肯定答案。这一方面可能由于被访者认为新闻工作者的社会地位与福利待遇有所下降，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在当前快速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变化中，人们对自身的职业选择不再如以往一般固化。同时，交叉分析显示出，不同级别的媒体，其自身的发展现状、工作氛围、福利报酬和媒体公信力，极大程度影响了新闻工作者的职业忠诚度。

参考文献：

1. 丁迈，缑赫，董光宇：《全国广播电视新闻从业者调查报告》，中国发展出版社，2016年9月。

2. 喻国明：《中国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意识与职业道德》，《新闻记者》，1998 年第 3 期。

全国广播电视新闻从业者调查报告(五)

我国广电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观

                                 丁迈  董光宇

(中国传媒大学）

摘要：本文主要考察了当前我国广播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观及其对职业角色的认知。研究发现，近九成新闻从业者坚持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遵守职业道德，但年轻人更倾向于将新闻职业道德置于具体情境中去；在各种有违职业道德的行为中，主动淡化不利于政府或其政策的新闻和暗访被认为在有些场合是正当的；相比非新闻专业，新闻专业出身的被访者更倾向于严守职业道德；被访者普遍认为新闻工作最重要的角色，是发挥新闻专业主义精神， 做中立客观的记录者，如实报道新闻，平衡多方观点。

关键词：广电新闻从业者；职业道德；职业角色

  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问题是新闻传播研究的永恒主题。由于个人与集体利益的相互冲突，新闻从业者总是在为大众揭示真相与保护个人隐私之间进行权衡。新闻媒体作为第四种权力，具有极其重要的社会影响力，它与广告商之间的利益关系、与国家和政党的关系、与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关系，在努力寻求平衡的过程中，总是难免有所倾斜。因此， 为了保证第四种权力得以正当行使，新闻行业的教育者和践行者，以及享有监督权力的公民，都积极参与制定新闻从业者职业规范，强调从业者对新闻职业道德的遵守。

  自90年代中后期，我国开始对新闻从业者进行大型社会调研开始，职业道德问题就被置于研究的重心，而在今天这个愈加商品化，个人主义和金钱崇拜日益膨胀的社会当中，重新审视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更显得极其重要。

一、对职业道德的坚守

近九成新闻从业者坚持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遵守职业道德。

 调查数据显示，超过86%的受访者强烈同意“不论在任何情况，记者都必须遵守职业道德”，其整体均值高达4.83（最高分5分），可见当前广电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意识很强。但是仍然可以看到在当前多元价值的背景下，近24%的受访者并不同意“无论在任何情况下，记者都必须遵守职业道德”。

 较少被访者认同“新闻职业道德取决于具体情境”（）、“新闻职业道德取决于个人判断”（）和“特殊情况下把新闻职业道德后置的做法是可以接受的”（），但其均值均低于3。

1. 年龄差异

  不论年龄大小，被访者都更倾向于不论何时都严守职业道德。然而，斯皮尔曼相关分析发现，年龄与对职业道德的认识存在显著性统计关系（见表1）。

表1 年龄与对职业道德的认知的相关性分析

  总体来说，年龄越大，更倾向于不论何时都严格遵守职业道德，而年龄越小，更倾向于将新闻职业道德置于具体情景中去。说明年轻的新闻从业者对职业道德的认识更具多元性的解释，这可能与当前价值观的相对多元化有关。

2. 学科背景差异

  在“无论字任何情况，记者都必须遵守职业道德”这一问题上，新闻传播学专业出身的被访者比非专业出身的被访者认同程度更高，其均值高达4.85（最高分5分），可见经过专业教育的被访者相对于非专业被访者其整体的职业道德水平较高。而在“新闻职业道德取决于具体的情境”、“新闻职业道德是个人判断”和“特殊情况下，新闻职业道德可以后置的做法是可以接受的”这3个问题的看法上，非新闻传播专业的被访者其均值都高于经过专业教育的被访者。这可能与新闻专业出生的被访者在校接受的新闻职业道德的教育相比于非新闻专业出生的被访者更多有关。同时可以看到对于非新闻专业出生的新闻从业者在工作中进行新闻职业道德的培训是有必要的。

表2是否新闻传播背景与对职业道德的认知的独立样本t检验

    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显示，相比非新闻传播专业，新闻传播专业出身的被访者更倾向于严守职业道德，这种差异存在统计上的显著性（p=0.002）。这说明，在当前的新闻传播教育中，对职业道德的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二、新闻工作中面临的道德选择

暗访和主动淡化不利于政府或政策的新闻被认为有时是正当的。

    研究列举了一些新闻工作中常见的有违职业道德的行为，其中，5代表总是正当，4代表有些场合是正当的，3代表不能决定，2代表很多场合都不正当，1代表任何情况都不正当。

图1被访者对工作中某些行为的正当性评价

    如图所示，仅有“主动淡化不利于政府或其政策的新闻”以及“暗访”在有些场合是正当的，均值分别为3.52和3.49，其余行为均被认为不正当。

    由此可知，当前广电新闻工作者对与新闻在政治场域的作用敏感度较高，认为在当下政治和舆论环境中新闻在一定程度上需要为政治稳定和政府决策服务，为营造稳定良好的政治环境而有所取舍。另一方面，由于新闻职业的特殊性，一些特殊场合的新闻需要工作者们采取特殊手段才能获取真实的、有价值的信息，因此暗访作为常见采访手段，一定程度上得到新闻工作者的认可。而其余各项如拼接照片、接受采访对象的礼酬等则均有违新闻职业道德，然而这种明显的有违职业道德的行为，其均值仍大于1，说明一些被访者认为这些行为在个别场合是可以接受的。

三、新闻工作应承担的角色

新闻工作应坚持专业主义精神，如实报道新闻是最其应承担的最重要的角色。

  问卷询问了被访者对新闻工作应当承担怎样的角色的认识。通过五级量表，列出了一些比较常见的、对于新闻工作作用的认知。其中5代表非常重要，1代表不重要。

图2被访者对新闻工作角色重要性的判断

  结果显示，在对新闻工作者的角色认知上，“如实报道新闻”得到普遍认同，均值达4.78，其次是“公正、冷静的旁观者”（4.61），“解析新闻事件”（4.42），“平衡地反映多方观点”（4.32）等。而“鼓励人们的政治参与”（3.23）、“提供文化娱乐”（3.30）和“设置政治议程”（3.35）三项的评分位列后三位，说明被访者普遍认为，新闻工作尽管在政治场域中起重要作用，但并不是政治宣传的工具，也无法干预政治议程的设置，而其娱乐性也并不为过多认可。

    通过因子分析，可以将记者对于新闻工作的认知大概分为五个层次（详见表3），包括：政治与监督、传播与告知、喉舌、生活与娱乐和专业主义的新闻。

表 3因子分析-旋转后的成分矩阵^a

 下图显示了被访者对这五种新闻角色的重要性判断。

图3新闻工作角色的重要性判断

 如图3所示，作为专业的新闻从业者，被访者们普遍认为新闻工作最重要的角色，是发挥新闻专业主义精神，做中立客观的记录者，如实报道新闻，平衡多方观点。其次，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作为党的喉舌，应树立执政党正面形象、帮助人们理解国家方针政策，助力国家发展；对于政治事务，新闻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发挥监督作用，而非设置政治议程；此外，增强文化多样性、提高人民知识文化水平也被放在相对重要的位置；而娱乐作用则被认为一般重要。

1. 持证差异

    均值比较结果显示，持证与未持证的新闻工作者群体，在新闻工作角色的认知上稍有不同。独立样本t检验的结果显示，未持证记者对“传播与告知作用”（p=0.02）和“娱乐作用”（p=0.000）有更高的认同，差异在统计上显著。这暗示，未持证的记者更有倾向成为“传播效果导向”型的记者；与“新闻价值的重要性认知”部分的结果类似，其新闻传播活动可能更受“特质性要素”的支配。同时，未持证记者更注重新闻工作的娱乐作用。

2. 从业年龄差异

    方差分析显示，不同从业年龄的新闻工作者群体在新闻工作的“政治与监督作用”、“喉舌作用”上的认知存在显著性的差异。

表 4  从业年龄与新闻工作角色认知差异的多重比较

 具体来看，被访者随着从业年龄的增加，越来越不认可新闻的政治监督作用；而“喉舌”作用则与此相反，基本呈现出年龄越大，越认为新闻的喉舌作用十分重要。这一差异同样体现在被访者的实际年龄差异上。由此可见，年轻的从业者更具备民主精神，更认可新闻监督社会的作用，而老一辈从业者则具有更强的党性意识，更认可新闻作为党的喉舌，助力国家发展，解读国家方针政策的作用。这一差异与不同时代所强调的不同的文化背景有关。

3. 学历差异

 方差分析发现，不同学历层次的新闻工作者，对新闻传播活动的“喉舌作用”认知存在统计显著的差异（p=0.010）。具体来看，硕士及以上学历层次的新闻工作者，对于“喉舌作用”的认可程度，要相对低于大专及以下学历（差异值约为0.3）。本科层次从均值上看，则位于上述两个学历层次之间。

表 5  学历与新闻工作角色认知差异的多重比较

三、结论与讨论

    总的来看，当前我国广电新闻工作者具有十分正确的职业道德观，被访者普遍认可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坚守新闻从业者的职业道德。然而在多元文化和多元价值观的背景下，也有少数人群认为应当将职业道德置于具体情境中去，尤其是年轻一辈的新闻从业者。

    同时，年轻一辈的广电新闻工作者相比之下，认为新闻的政治与监督作用更为重要，而年长的被访者则认为喉舌作用更为重要。当然，这一结果是相对意义上的，总体而言，被访者认为新闻最重要的作用是发挥专业主义精神，如实报道新闻。说明即便不同人群对新闻工作的角色认知有差异，但总体认知并不矛盾，都坚持坚守新闻专业主义。

    对比1997年的调研结果发现，被访者关于职业角色的认知始终如一，新闻工作的重要任务始终是提供信息、如实报道事实、了解国家政策、进行舆论监督和推进社会改革等。

参考文献：

1. 丁迈，缑赫，董光宇：《全国广播电视新闻从业者调查报告》，中国发展出版社，2016年9月

2. 喻国明：《中国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意识与职业道德》，《新闻记者》，1998 年第 3 期

全国广播电视新闻从业者调查报告(六)

我国广电新闻从业者的文化消费

丁迈  缑赫 董光宇

(中国传媒大学）

摘要：为全面描绘我国广电新闻从业者当前的生存状态，本文主要从文化消费行为的角度出发，考察了被访者的业余生活，包括上网的时间与主要活动、阅读、健身、聚餐、观看演出等等。

    结果显示，被访者上网时间较长，上网时长与年龄成反比，与学历和收入成正比。被访者阅读量较大，但工作时间压缩了读书的数量。近两成被访者从不健身，四成被访者从不外出观看话剧、音乐剧等；但三成以上被访者每周聚餐两三次，近四成每月外出观影一到两次。业余休闲活动的频率与其工作时长、收入、年龄等因素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健身、观影频率与年龄和工作时长呈显著负相关，与月收入呈显著正相关。

关键词：广电新闻从业者；文化消费

    除从业现状、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外，本次研究创造性地加入了从业者的业余文化消费习惯，力图更加立体地展示我国广电新闻从业者的生活面貌。         

1. 上网行为

被访者上网时间普遍较长，获取新闻是其上网的最主要目的。

图1被访者每周上网时长

  参与此次调研的被访者普遍上网时间较长，每周上网时长在“25小时以上”的被访者占40.7%，这一结果与CNNIC公布的中国网民人均周上网时长相一致。依据CNNIC发布的《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15年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6.68亿，人均周上网时长达25.6小时。由此可见，互联网逐渐成为了国人获取信息的主流渠道之一，上网占据了国人业余生活的大部分时间。对于广电新闻工作者而言，情况亦是如此。斯皮尔曼相关分析发现，上网时长与年龄、学历和收入之间存在显著性统计关系。

表1 年龄、学历、收入与上网时长的相关性分析

** 在置信度（双测）为 0.01 时，相关性是显著的。

  具体来看，年龄与上网时长成反比，被访者年龄越小，其上网时长越长。青年人乐于尝试新鲜事物，在理解能力和个人精力等方面均强于年长者，因而上网时长更长。学历与上网时长成正比，被访者学历越高，其上网时长越长。可能由于高学历者拥有更强的学习能力和接受能力，能够更快地、更好地掌握互联网操作技术，因而上网时长更长。收入与上网时长成正比，被访者收入越高，其上网时长越长。高收入者物质资源相对丰富，享有更优越的网络接入条件，拥有更多样的网络接入终端，例如，一人拥有多部电脑、手机等。因而，高收入者上网时长更长。

  下图显示了被访者使用网络的主要用途。

图2被访者互联网使用行为分布

 如图所示，被访者上网的主要用途包括：获取新闻（96.4%），检索信息（87.5%），学习知识（71.9%），观看视频（67.1%）和网上购物（55.4%）。这说明相对于消遣娱乐，被访者更多的是利用互联网进行学习提升。

1. 地区差异

 通过卡方分析，在仅占han﷽﷽﷽﷽﷽﷽﷽﷽﷽﷽﷽﷽﷽﷽﷽﷽﷽﷽﷽﷽﷽﷽﷽﷽﷽﷽﷽﷽﷽﷽﷽﷽﷽﷽﷽﷽﷽﷽﷽被访者“发表意见”这一用途与“所在地区”之间发现了统计显著的关系（p=0.000），详见图3。其中，第三类地区，即江苏地区的被访者在网络上发表意见的行为更频繁，是其他地区的约两倍。在第三类地区（苏）的被访者中，有48.1%的人将“发表意见”列为五种使用网络的主要行为之一；在其余三个地区的被访者中，这一比例均只有两成左右。

图3表意见是否为主要用途的地区差异

 第三类地区（苏）的地区生产总值（GDP）和广播电视机构从业人员数目、创收收入、编辑记者人数、资产总额，均高于其余三个地区，具有更为先进的广播电视新闻事业发展水平和更为优良的行业氛围。因此，该地区被访者也相应具有更强的新闻媒体人意识，发表意见的意愿更强烈，进而外显为更为频繁的发表意见行为。

2. 年龄差异

图 4观看视频是否为主要用途的年龄差异

 通过卡方分析，在被访者“观看视频的行为”与“年龄”之间发现了统计显著的关系（p=0.000）。相较于中老年被访者（36岁及以上），青年被访者（35岁及以下）更为频繁地在互联网观看视频。年龄在21岁—35岁的被访者中，超过70.0%的人经常在互联网观看视频；在36岁及以上的被访者中，仅有不到60.0%的人经常在互联网观看视频。

 青年被访者（35岁及以下）见证了互联网发展和普及，成长于多元融合的文化环境；他们乐于尝试新鲜事物，追求个性表达和自主选择，对于音视频等媒介产品的消费需求也更大。因此，青年被访者（35岁及以下）倾向于花费更多的时间观看资源丰富、个性化强的网络视频，更善于利用互联网进行各种娱乐消遣，而中老年被访者（36岁及以上）则可能更多地通过电视等传统渠道收看视频。

3. 性别差异

图 5 网上购物是否为主要用途的性别差异

 通过卡方分析，在被访者“网上购物行为”与“性别”之间发现了统计显著的关系（p=0.000）。66.0%的女性被访者将网上购物列为使用互联网的五大主要用途，只有44.5%的男性被访者将其列为主要用途。相较于男性被访者，女性被访者更为频繁地进行网上购物，这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普遍认知相一致。

二、阅读行为

被访者阅读量较大，但较长的工作时间压缩了阅读数量。

 当前我国广电新闻从业者的阅读量较为可喜。如图6所示，近一半（48.6%）被访者能保证每月阅读一本书，但仍有18.1%的被访者年阅读量仅为一两本书，甚至还有8.5%表示没有时间看书。

图 6阅读数量

    斯皮尔曼相关分析发现，阅读数量与职称（p=0.009）、学历（p=0.000）、工作时长（p=0.004）之间存在显著性统计关系。

表2 职称、学历、工作时长与收入的相关性分析

 其中，阅读数量与职称和学历成正比，即职称越高、学历越高，读书的数量越多。广电新闻工作者的学历、职称越高，终身学习的意愿和自我提升的动力相应越强，使得他们更加重视阅读，读书频率较高。阅读数量与工作时长负相关，即工作时长越长，读书频率越低。工作压缩了广电新闻工作者的业余生活，使得他们没有时间或没有精力用于阅读，读书频率较低。

三、健身行为

1. 坚持每周健身的被访者不足四成

图 7健身频率

 如图所示，参与此次调查的被访者健身频率较低，坚持每周健身的被访者占比不足四成。41.8%的被访者健身频率为每周一次或以下，甚至有19.3%的被访者表示从不健身。

表3工作时长、月收入与健身的相关性分析

    斯皮尔曼相关分析发现，健身频率与工作时长（p=0.000）和月收入（p=0.024）之间存在显著性统计关系。其中，健身频率与工作时长成反比，即工作时长越长，健身频率越低。与阅读行为同理，工作压缩了广电新闻工作者的业余生活，使得他们没有时间或没有精力用于健身，因而健身频率较低。

 健身频率与月收入成正比，即收入越高，健身频率越高。高收入人群往往经历了较为艰辛的资本积累和资质历练，他们更能意识到身体健康对个人发展的重要性，因而健身频率更高。此外，一些健身活动需要具备一定的经济能力，高收入人群相比之下更有能力承担这部分开销。

四、外出聚餐和影院观影行为

外出聚餐和影院观影是较为常见的休闲方式。

图 8外出聚餐的频率

 如图所示，51.6%的被访者每周外出聚餐1次及以下，占比最高；其次是每周聚餐2—3次的被访者，占比5.9%。极少数被访者从不参加聚餐或频繁参加聚餐，符合正态分布规律。在被访者外出聚餐行为与人口统计变量间没有发现统计上显著的相关关系。

图 9影院观影的频率

     如图9所示，超过半数被访者有每月去影院观看电影的习惯，从不外出看电影的占极少数。被访者的观影频率集中在每月1~2次，占比38.0%;其次是每年5~6次，占比26.9%。只有极少数被访者从不看电影或经常看电影。

表4 年龄、工作时长的相关性分析

  斯皮尔曼相关分析发现，是否外出观看电影与年龄(p=0.000)、职称(p=0.000)和工作时长(p=0.001)之间显著相关。年龄和工作时长与外出看电影的频率成反比，即年龄越大、每周工作时间越长，外出看电影的频率就越低。

五、外出观看文艺演出

四成左右被访者从不观看话剧歌剧等文艺演出。

图 10观看文艺演出的频率

 如图所示，被访者外出观看话剧、音乐会等文艺演出的频率普遍较低。其中，从不参加的比例最高，超过四成。

表5 年龄、学历、职称、月收入、媒体级别、工作时长和外出观看演出的相关性分析

 斯皮尔曼相关分析发现，是否外出观看演出主要与年龄、学历、职称、月收入、媒体级别和工作时长之间存在显著性相关。

 观看演出的频率与学历（r=0.093，）、职称（r=0.078，）、收入（r=0.100，）和媒体级别（r=0.163，）成正比，学历、职称、收入和媒体级别越高，观看演出频率越高。这可能是由于高学历人群更加注重精神享受和内在修养，而高职称、高收入人群在经济条件上更为优越，而媒体级别越高的地区，相应的演出资源也越丰富。这几类人群有观看文艺演出的需求，也具备相应的观看条件，因而观看频率更高。观看演出的频率与年龄成反比，年龄越大，观看演出的频率越低。文艺演出是较为新鲜的休闲娱乐形式，且年轻人比年长者更加注重丰富个人精神生活，因而年轻人更乐于享受这种业余生活方式，观看演出频率较高。

 观看演出的频率与工作时长（r=0.140，）成反比，工作时间越长，观看演出的频率越低。与阅读、健身等行为同理，工作压缩了广电新闻工作者的业余生活，使得他们没有时间或没有精力用于观看文艺演出健身，因而观看频率较低。

 从所在媒体级别也可以发现，是否观看文艺演可能与被访者所在地区有关。卡方分析发现，被访者“外出观看话剧、音乐剧、芭蕾舞”与“所处地区”之间存在统计显著的关系（p=0.020）。

图 11不同地区观看文艺演出的频率

 如图所示，超过七成的北京地区被访者每年观看演出的频率在一次以上，其它地区被访者每年观看演出频率在一次以上的不足六成，北京地区被访者观看演出的频率显著高于其它地区。这是由于北京聚集了大量的文艺演出资源。同样地，北京地区被访者在观看“其他演出”的频率上也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而“音乐会或歌剧”却没有发现显著性的差异，北京地区被访者和其他地区一样，都很少观看音乐会或歌剧，这可能是由于这方面演出资源的缺乏，或者人们在喜好和习惯上的偏向。

四、结论与讨论

  总体而言，我国当前广电新闻从业者的业余生活较为丰富，外出聚餐和影院观影是常见的休闲方式。尽管有被访者表示没有时间读书，但总体而言被访者的阅读量较大。此外，健身和外出参观文艺演出的频率也较低。广电新闻从业者肩负为人民群众提供消息和观点、监督社会、影响舆论走向、提升人民文化精神的重要责任，其作为内容创造者的前提是其丰富的学识、开阔的视野和高雅的审美情趣，因此，提高他们的生活品质与职业素养有利于在整体上提高我国的舆论环境和人民精神文化水平。

    作为《全国广播电视新闻从业者调查报告》系列文章的最后一篇，有必要对整个报告进行一个总结。总的来看，在我国整体教育水平提高的情况下，我国广电新闻工作者的整体素质较从前有了较大的提升，主要表现在学历和专业水平的提高。然而与紧张的工作节奏和较长的工作时间不相符的，是收入水平的相对下降，被访者也普遍表现出了对工资报酬的不满，这可能是导致从业者职业忠诚度降低的重要因素。广电新闻工作者健身等文娱活动时间的减少也与工作时间较长有关。

  本课题的最终目的是为广电新闻人才的培养提供可参考的方向，在本次调研中，通过比较新闻传播专业出身的被访者和其他学科背景的被访者，获得了较为重要的启示。研究发现，新闻传播专业的被访者在行业规范性上要优于其他专业被访者。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记者证的持有情况下，新闻传播专业的被访者显著高于其他专业被访者；二是在职业道德层面上，新闻传播专业的被访者更为严谨和服从；三是在对新闻来源可信度的评价上，新闻传播专业的被访者更信赖通讯社等正式来源。这些结果说明，我国新闻传播教育极度重视新闻工作的职业道德问题，在职业规范教育上取得了十分可喜的成果，这与早期研究主要以职业道德研究为主互相呼应。因此，加强非专业出身从业者的职业道德仍旧是今后新闻人才培养的重要方面。此外，从业者中超过半数人群来自新闻传播专业，也说明专业出身的从业者总体上更符合职业要求。

  然而在其他方面，研究并没有发现新闻传播专业出身的从业者要优于其他被访者，尤其是在新闻工作的忠诚度方面，反而是理工科出身的被访者忠诚度更高，专业出身的被访者并不会更倾向于将新闻工作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专业出身的被访者也没有在收入上优于其他专业被访者。因此，培养专业人才的职业忠诚度，授以其更专业的技能，并向文学、艺术等其他向该行业输出大量人才的领域加以借鉴，使其在工作中具备更加显著的优势，将是今后新闻人才培养可以借鉴的方向。

参考文献：

1. 丁迈，缑赫，董光宇：《全国广播电视新闻从业者调查报告》，中国发展出版社，2016年9月

2. CNNIC：《第3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5年7月

当代中国驻外记者现状与人才培养

 ——基于媒体融合的实证研究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