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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艺术审美到社会资本：澳大利亚华人书法家的跨文化实践研究

 王方辰 龙耘

摘要：本研究通过对20位澳大利亚华人书法家的深度访谈，结合相关社群的参与式观察，探究书法在当代国际传播情境中的传播方式及其社会资本化过程。研究发现，在跨文化语境中，书法通过社区活动、教学、节庆展示等形式进入当地公共空间，并借助社交媒体和数字平台不断诠释，从而在高低语境文化之间进行不断调适，促进了华人移民的文化省思与身份认同。同时，华人书法家逐步与当地文化机构、教育体系及多元文化政策产生联结，在官方与民间之间搭建起文化合作的桥梁，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海外的可见度与话语空间。

关键词：中国书法；传承与传播；跨文化对话；社会资本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书法已有三千余年历史，从古至今一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海外传播的关键载体。早在20世纪末，熊秉明等艺术学研究者即已关注书法文化在海外传播过程中的“东西融合”问题，并从“自守”“自处”“自主”“自由”等维度，讨论中国艺术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应对之道。书法的海外传播不仅要在呈现方式上进行跨文化调适，也需在当地的社会结构与人际网络中寻找立足点。在此背景下，华人书法家需在“出世”的艺术审美与“入世”的社会实践之间进行协商与平衡。本研究从澳大利亚华人书法家的跨文化实践切入，考察书法如何从个体的审美追求，转化为群体的社会资本，并进一步探讨这一转化如何拓展华人社群在海外的公共话语空间。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方法

（一）文献综述：社会资本视域下书法的跨文化传播研究

跨文化传播不仅关乎信息在不同语言与媒介之间的传递，更体现在具体场域中人与人、人与物、人与情境的相遇与对话之中。就书法而言，其书写过程不仅是技艺与审美的呈现，还通过身体动作的节奏、笔墨运行的轻重缓急以及书写空间的经营，在多个层面与周围的社会与文化环境发生联结与互动。《中国书法国际传播·第一辑》（2019）基于对书法在亚洲、欧洲、美洲等地的传播案例、教育实践、展览交流现状的梳理，指出书法在对外传播中面临着语言障碍、文化身份转化、审美标准差异、制度性排斥等客观限制，研究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无文化折扣”的传播迷思，体现出书法的传播效果会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结构与文化语境的制约。进一步地，巫鸿在《偶遇：在漫游中感知艺术》（2024）当中，基于对全球各地艺术现场的实地观览，指出艺术作品应当在具体的空间情境、身体经验与社会关系之中被“偶遇”与重新体认。由此可见，书法的跨文化传播并非只是文本与符号的跨地域流动，而是一个牵涉身体参与、感官体验以及社会关系编织的复杂过程。

布尔迪厄（1986）将社会资本界定为个体或群体通过社会关系网络所积累的资源，体现为可见的物质利益，也与社会认同的形成及权力结构的运行存在潜在关联；普特南（2000）则从社会整合与公民参与的角度出发，指出社会资本对社会信任与公民参与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包曼（2000）提出的“液态现代性”概念用以描述当代社会高度流动性、不确定性特征，并反映出在此背景下个体身份认同所存在的不稳定现象，洪美恩（2005）关于“在亚洲与西方之间生活”的研究，揭示了这类“夹在其中”的身份经验。海外华人在自我叙事与专业身份调适的过程中，既生成了新的社会资本，也参与了当地多元文化景观的塑造。

具体来说，社会资本包括联结型、桥接型和链接型这三种基本类型。联结型社会资本存在于亲属、同乡等紧密关系网络之中，体现为情感支持与互助合作；桥接型社会资本则通过较为松散的跨群体联系，把不同文化背景的成员相互连接，这是一种“弱连接”形式；链接型社会资本是指群体通过与掌握制度性权力和关键资源的各类组织、机构建立联系而形成的社会关系资源。随着全球移民流动的加速以及多元文化政策的推进，移民的社会融入已不能仅用经济适应来概括，而是与社区参与、文化认同与身份协商等多重维度的积累与转化紧密相连，对于澳大利亚的华人书法家而言，这三类社会资本往往交织共存。

（二）研究方法

研究综合采用参与式观察与深度访谈的研究方法。研究者以“国内某市书法家协会会员”及“书法助教老师”的身份参与澳大利亚墨尔本两场线下的书法展览活动当中，并旁听了四节由华人书法家面向澳大利亚公众开设的书法课程。观察其书法创作的作品主题选择、书体风格，活动场地选择与参与主体构成、筹办方式，华人书法家与参与者之间的对话方式与内容。并在观察的基础上，选取了20位定居墨尔本的华人书法家作为访谈对象。在受访者中，有15位出身书法世家。这种家学传统不仅深刻影响了其个人的审美趣味，也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他们在海外从事书法传播时的文化自信；半数受访者在墨尔本的“书法家”身份并非其正式职业，其主业包括政府文化部门工作人员、汉语学校教师、金融与商贸从业者以及自主创业者等。身份的多样性，使得书法活动在其生活中既是艺术实践，也是社会交往、职业发展和自我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访谈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包括：书法学习经历、在澳大利亚开展的书法活动、书法实践与个人发展的关系。

二、澳大利亚华人书法家的跨文化传播方式

（一）华人社区活动

移民原有的亲缘、地缘网络以及在迁入地逐步建立的互助关系，为其提供信息、情感与制度性支持，是其摆脱脆弱处境、实现自我发展与社区可持续的重要基础。相关研究表明，经济、社会、文化与政策等多重空间并置共生，谁能够在不同空间之间相对自由地穿行，谁就更有可能掌握多元资源与发展机会。相反，当个体被排除在公共空间与主流交往圈之外，便容易陷入“边缘化”，成为帕克意义上徘徊于两种文化之间、难以被任何一方充分接纳的“边缘人”。在澳大利亚情境中，表面上看，书法属于文化与艺术层面的实践，似乎与移民研究中常被强调的“生计”议题距离较远。然而田野材料表明，在澳大利亚华人社群，书法与移民的社会位置重构、空间进入与关系网络扩展密切相关。在当地多元文化政策的支持下，面对面社区活动是华人书法家最具代表性的跨文化传播方式之一。初到澳大利亚时，不少中国移民普遍面临语言壁垒、文化折扣以及潜在的种族偏见，许多人在主流社会中感受到疏离与“说不上话”的局外人位置。当地书法家协会成员王老师回忆：“刚来澳洲那几年，我总觉得自己像个局外人，很多社区活动听不懂，也插不上话，只有在书法社团活动中，才有家的感觉。”在这一阶段，书法协会主要作为联结型社会资本的承载空间，为成员提供情感慰藉、信息互助和身份确认，缓解了移民初期的孤立感与不安全感。

多位受访者回忆，协会刚成立时，参与者几乎是华人，活动通知只在华人微信群里发，交流语言也主要是普通话或家乡话，“大家图的就是有个说中文、聊家乡的地方”。随着在澳时间的推移，一些核心成员意识到，如果只停留在内部圈子，书法的社会作用是被“浪费”的。该协会工作人员提到：“后来我们开会时专门谈过这个问题，是不是要把活动做得更公开一点？从那以后，我们开始做中英文双语的海报，把课程和展览的信息发给附近学校、社区中心，还会邀请市政府多元文化部门的人来参加我们的活动、讲几句话。慢慢地，我发现不仅协会被更多人知道了，我个人在市政府那边也多了几位可以直接联络的‘窗口’，之后申请场地和项目资助都顺畅了很多。”这些细节可以看出，书法社团一开始承接的是华人内部的情感联结与互助功能，但随着有意识地打开边界，它逐步延伸出连接本地机构与政策资源的功能，原本以内聚为主的联结型社会资本，向桥接型乃至链接型方向延展。与此同时，面对面的书法活动，也在悄然改变书法家对自身角色的理解。一位在当地公立中学负责书法兴趣小组的受访者这样形容自己的变化：“在国内的时候，我更多是关在工作室里写字，偶尔参加展览，很少会认真想观众怎么看我。到了澳洲以后，学生会问很多很直接的问题，比如‘为什么一定要用毛笔’、‘这个字为什么这样写’，我一开始还真不知道怎么回答，只能慢慢找例子、讲故事。时间长了，我发现自己已经不只是一个写字的人，而是需要把中国的东西讲给他们听的人。”

（二）教学与经营

据观察，墨尔本华人书法家的跨文化传播实践多以开设工作室、书院并招收学员为起点。对于在海外出生的二代、三代华人而言，学习书法往往成为他们接触和理解父辈文化、建构华人身份认同的重要途径。Bilge（2018）在研究跨国流动群体的民族身份认同时，提出文化身份自我认同的三维坐标，分别是：“过去、文化保护以及社区意识”。从这个视角切入，研究关注的是澳大利亚华人书法家的原生身份对其跨文化适应能动性影响，梳理他们在文化碰撞、反思与再认同中的动态过程。在具体教学实践中，书法教师往往需要在传统师徒模式与本地课堂逻辑之间不断调适与折中。一位在墨尔本东区经营书法工作室的张老师提到，他起初只是照搬国内少儿书法班的模式，“临写《多宝塔》，一节课就盯着基本功”。但很快发现，这里多数孩子在英文环境长大，对这些碑帖没有任何背景感知，很难坚持下来。后来他开始把课程拆成两个部分：“前半小时是练字，后半小时我会讲一点汉字小故事，或者放一小段视频，让他们知道这个字跟中国哪段历史、哪个节日有关系。”另一位受访的王老师则更多从经营的角度来考虑课程设计：“在澳洲做书法培训，既要对得起‘老师’这个称呼，又要考虑学费、场租这些现实问题。我一般会跟学校或社区中心谈好，先做几次免费的体验课，等家长觉得有价值，再转成长期班，这样也比较稳。”

从学习者一侧来看，书法课堂同样是二代、三代华裔青少年处理文化身份的重要场域。几位受访的学生在谈到自己为什么坚持学书法时，并不强调“传统文化”这样的抽象概念，而是提到一些更加具体的体验。一名在当地中学读书的学生说：“以前爸妈让我去中文学校，我挺抗拒的，觉得那些课本跟我生活没什么关系。书法课不太一样，虽然一开始也觉得麻烦，但是有一次我在学校文化节上帮同学们写中文名字，大家都觉得很酷，那一刻我突然觉得，‘会写毛笔字’好像也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另一位高中生则提到，参加完一次以书法为主题的多元文化活动后，“发现原来我可以用写字这种方式，让别人看到我跟中国的关系，而不是老被问你‘从哪儿来’。”有家长说，“让孩子学书法，是想让他们记得自己跟爷爷奶奶那一辈人的联系。”书法教学在跨文化情境中并非单向度的技艺传承，而是一个持续的身份协商过程，书法既被用来挖掘和延续与“过去”的关联，又在当下的课堂与活动中，参与建构一种面向未来的、带有社区意识的华人身份。

（三）数字化传播

“共同体”一词最早由滕尼斯提出，指“拥有共同特质和相同身份与特点的群体关系”。在数字化与全球流动并行发展的当下，这一概念被重新书写，人们不再只依赖地缘、业缘与血缘来维系共同体，而是通过社交媒体和即时通讯工具构建跨国、跨时区的日常联系。Madianou提出“Ambient Co-presence（环境共存）”来描述这一状态，即在多媒介环境中，通过碎片化的信息交换与后台“在线可见性”，个体对远方他者保持一种持续的“在场感”。相关研究指出，新媒介实践不仅重塑了地方空间的意义，也改变了日常生活的节奏与情感结构，使得“共同体”呈现出更为流动和多层的形态。对离散华人而言，社交媒体一方面承接了与原乡亲友的“缺席共在”与“虚拟聚居”，另一方面也为他们进入新社会的象征空间、观察和参与当地公共生活提供了新的入口。在当下的数字媒介环境中，墨尔本华人书法家协会中青年成员的比例不断提升，他们在书法实践与平台技术的结合方面尤为活跃。一位青年会员在访谈中提到：“我一开始只是自己拍摄一些书写片段放在Facebook和TikTok上，给家人朋友看，没想到在春节期间有两家本地品牌邀请我去店里给他们的VIP客户写春联，我也慢慢接到了不少商务活动。”另一位受访者回忆道：“我很小就跟着爷爷学书法，高中时候随父母来到澳大利亚后，我在我们学校建立了书法社团，会在海内外社交媒体上同步推广我们的活动。”从这些叙述可以看出，数字平台一方面为青年书法家提供了从“自我记录”到“公共展示”的过渡空间，使书法实践有机会转化为具体的传播机会。

在社会资本层面，这类线上互动既延伸了原有的华人社交圈，也不断生成新的弱关系网络，使书法家有机会在更大范围内被“看见”，并积累象征性声望与潜在合作机会。数字技术与传播方式的快速演进，使当代社会的“共同体”呈现出更强的流动性与多样性，“我们 — 他者、本土 — 异邦、民族性 — 世界性”等一系列抽象层面的概念，在具体的媒介实践中被不断具象化。在此背景下，数字平台不再只是扩大信息覆盖面的技术工具，而是参与塑造书法意义、推动身份认同重新协商的重要场域。一些青年书法家自觉尝试将书法与流行文化及当代视觉语言相结合，例如用汉字书写澳大利亚地名、动物意象，或与本地插画师、街头艺术家合作制作短视频与线上展览，从而在新的审美语境中重构书法的呈现方式与文化指涉。

三、书法在跨文化传播场域中的社会资本功能

（一）公共话语权的拓展

华人移民的社会融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能否在族裔内部网络之外，构建起与当地社会成员之间相对稳定且互信的社会关系。长期以来，受语言、文化与阶层结构等因素影响，第一代移民的日常交往多局限于族裔内部社群，与当地社会之间形成一种低频、表层的接触方式。这种以封闭网络为特征的社交结构，使少数族群在公共领域中的能见度与话语权处于不利位置。以书法为媒介的公共文化活动，恰恰为打破这一局面提供了有效路径。它为华人社群创造了与当地居民、教育机构及艺术组织平等对话的机会，使互动模式从单向度的“被表演”与“被观看”，转向双向乃至多向的合作与协商。通过共同策划展览、组织节庆活动、参与多元文化节项目等，华人社群以合作方的身份深度介入公共事务，从而在城市的文化版图中争取到更为有利的象征位置。书法在此不仅承担起跨文化理解与族际沟通的功能，更重要的是，它为华人社群积累社会资本、并将其转化为公共影响力提供了新的可能。从国际传播视角来看，这种在地实践的逻辑，恰恰呼应了当代传播理论中对于“关系网络”与“势”的强调。国际传播并非区别于国内传播的传播实践，它在共时性维度上将全球置于共同的关系网络之中。因此，“他者”“东方”“西方”“全球南方”是相对的概念，需要从整体的视角出发理解国际传播的观念与实践。而且连接观意味着国际传播是在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环节诸相互纠缠、相互联系的现象，而非独立于其他社会关系的活动。国际传播应从关系网络出发，顺“势”而为，因为“效力并不来自人的主动，而是起因于诸物之定位”，“与其将我们对意义的欲求总是强加给现实，不如让我们向这内在性的力量敞开，并且学习去捕捉它。”华人书法家在澳大利亚的实践，正是通过构建具体而微的社会关系网络，敏锐地捕捉并利用了多元文化政策所提供的“关系网络”，从而在潜移默化中提升了社群的整体话语空间。

（二）书法实践与文化资本的生成

自古以来，“雅集”便是文人墨客交流书艺、诗酒唱和的重要社群活动。王羲之《兰亭集序》所描绘的兰亭聚会，正是这种书写共同体的典型图景，书法家们共享的不仅是山水、清流与案几纸墨，更是一种在场的氛围与难以言传的“气场”。在这一情境中，观看他人运笔的起伏、墨色的转折、章法的开合，与席间评议、即兴题咏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种高度身体化、感官化的学习过程。每位书写者的姿态、呼吸与情绪，都会对他人产生微妙影响，这种共鸣往往促使个体在集体氛围的推动下突破惯常手感与风格边界，使书写现场同时成为审美实践与关系生成的场域。在此基础上讨论“书法是否等同于文化资本”，有必要回到布尔迪厄的原始界定。文化资本并非泛指“文化”本身，而是指在特定社会场域中被承认，并可转换为其他类型优势的文化性资源。这一资源主要呈现为三种形态：身体形态，表现为心智和身体的长期性情；客观形态，表现为文化产品；制度形态，表现为教育文凭等。在这一意义上，若简单断言“书法本身就是文化资本”，容易造成概念上的混淆。更为严谨的说法应当是，书法通过具体的实践形态与社会承认，转化为不同形态的文化资本。书法家长年累月的临池训练、对笔墨线条的感知能力、对经史碑帖的理解与审美判断，构成了其体现化的文化资本。这种能力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通过时间投入、训练与师承路径逐步内化为一种稳定的“书写气质”和审美品位。书法作品本身，包括在澳大利亚举办的个人展览作品、受邀创作的匾额、被收藏的作品集等则以物的形式存在，属于客体化的文化资本，它们既是可被观看、收藏、交易的物件，又因创作者的声望与展出场域而承载象征价值。再次，各类书法家协会的会员身份、理事等职务，在国内外比赛中获得的奖项，在学校中担任的书法教师职位等，则构成制度化的文化资本，为书法家的专业身份与代表性提供可被制度认可的合法性凭据。

（三）关系网络的生成与资本转化

在厘清书法与文化资本之间的关系之后，若将分析视角从“个体拥有什么”转向“个体如何与他者相连”，则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之间的区别与勾连愈发清晰。前者更多指向书法家所具备的技艺、修养、作品与资格，回答的是“我具有什么样的能力与符号”；后者则指向“我与谁相连、通过谁进入何种场域”。从社会资本理论看，书法技艺及其衍生的文化资本，只有在嵌入具体的社会关系网络、通过互动获得承认与转化时，才能在新的社会语境中发挥作用。因此，“雅集式”的共在经验既维系着内部的情感纽带与技艺传承，也为文化资本的展示、转换和放大提供了社会基础。基于澳大利亚田野材料，即便部分书法家在文化资本层面颇为厚重，如果缺乏与当地社区、学校、华人社团以及政府文化机构的有效联结，这些文化资本往往难以在新语境中被看见、被解释以及被认可。换言之，社会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文化资本得以进入跨文化传播场域的通道和前提。在当代，“雅集式”的共在经验既维系着内部的情感纽带与技艺传承，也为文化资本的展示、转换和放大提供了社会基础。这一逻辑在当代澳大利亚的跨文化场域中仍然具有解释力。田野材料表明，即便部分书法家在文化资本层面颇为厚重，如果缺乏与当地社区、学校、华人社团以及政府文化机构的有效联结，这些文化资本往往难以在新语境中被看见。换言之，社会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文化资本得以进入跨文化传播场域的通道和前提条件，展览、课程、节庆演出以及跨国合作项目等各种形式的书法活动，是对传统“雅集”经验的延展。

四、结语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及国际形势的复杂多变，我们已进入在多面镜中认识自我的时代。对于澳大利亚华人书法家来说，一面镜子来自原乡传统，一面来自移民社会的日常经验，另一面则来自国际政治与媒介舆论的折射。在这样的多重视角之下，书法不再只是文化记忆中的审美符号，而成为华人群体寻求身份认同、丰富身份叙事的重要媒介。当代澳大利亚语境中的书法实践，延续了书法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的社会资本属性，另一方面又在全球化与数字化背景下展现出新的运作机制与转化路径。澳大利亚华人书法家的跨文化实践，通过社区活动、教学与经营以及数字化传播在高语境与低语境之间不断调适。书法家协会等组织平台将个体实践整合为具有公共属性的集体行动，使书法在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与象征资本之间实现多向度的转换，进而参与塑造当地公共文化秩序与华人社群的集体形象。该群体将笔墨技艺与日常经验、节日记忆、地方故事相连接，使非华裔受众在具体情境与互动体验中理解书法，使非华裔受众能够在具体情境中理解书法，从而在族裔边界之外延伸出一套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

备注：全文引用及参考文献从略。 

本文发表于《东南传播》2026年第1期。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新时代国际传播人才培养创新研究》（课题编号：23JJD860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方辰，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2022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跨文化传播、国际传播、青年发展研究。

龙   耘，中国传媒大学国家传播创新研究中心教授、新闻传播学部副学部长，研究方向为跨文化交流与国际传播、数字伦理、新闻传播教育、族群离散与文化记忆。

编辑 | 赵潇培

责编 | 叶   珲

审核 | 姬德强 龙  耘 王润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