姬德强：
对何为“主流媒体”的认知在国内外确实有较大区别，致使我们在进行国际比较时往往言之无物。其中的核心差异是“媒介体制”，我们更强调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及其在媒体定位和实践中的表现，国外尤其是西方则大致上要么强调商业媒体的专业性和影响力，同时也要考虑其党派性，要么强调公共媒体的权威性和服务性。不论如何，展现和回应更大范围内的社会共识是全球范围内主流媒体的共通标准。
朱新梅：
中国主流媒体与西方主流媒体在国际舆论场中存在明显差异。在定位上，中国主流媒体更强调国家立场与国家形象塑造，强调权威性而缺乏弹性和灵活性；西方媒体多为市场化运作，以观众或用户为工作中心，反应敏捷。在话语体系上，中国主流媒体倾向于政策阐释和宣传，缺乏亲和力和吸引力；西方媒体更擅长叙事构建与情感动员，更容易吸引用户，更具传播力。在内容构成方面，中国主流媒体更多地宣介政府政策与成就，缺乏对政策的充分讨论和多角度评估，往往缺乏新意导致观众“审美疲劳”；西方媒体更注意平衡政策得与失，政策评估视角更为多元，往往更能激发观众的思考与兴趣。
在算法和人工智能时代，中外传统主流媒体都面临用户分流、收入下降的系统性压力。在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湖南广播电视台、河南电视台、四川电视台较早实现数字化融合化发展，已进驻国内外社交媒体并建立了规模庞大的账号矩阵，实现对国内外用户更精准的触达，保持内容和业态的持续创新能力，保持主流媒体的强大影响力。
在国际上，英国广播公司（BBC）较早实现了数字化，在全球社交媒体建立了多语种账号矩阵，在短视频内容生产上形成了“短小精悍、叙事紧凑”的全球范式，在全球展现出巨大影响力。在阿拉伯国家，中东广播中心（MBC）一方面保持传统媒体的强大传播力和竞争力，另一方面在阿拉伯国家较早建立了流媒体平台 Shahid，已成为阿拉伯国家头部流媒体平台，广泛覆盖阿拉伯地区。在美国，传统媒体集团迪士尼既拥有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同时也依托独家内容建立Disney ＋流媒体平台，成功实现数字化转型和融合发展。其共同经验有：一是以内容为中心，发挥传统媒体强大的内容生产能力，其新媒体平台的壮大也得益于独家优质内容的核心竞争力；二是以用户为中心，积极拥抱新平台，实现优质内容的多渠道分发，提高内容触达用户的能力。
洪宇：
相比国外主流媒体，我国主流媒体国际传播的核心痛点是专业度高、覆盖面广，但叙事视角、表达逻辑依然“以我为中心”，导致国际事务报道以中国受众为对象，容易陷入“自说自话、难以入圈”的困境。实际上，战争、地区冲突、全球性经济危机等重大国际危机事件，正是我国主流媒体争夺国际话语权、塑造可信形象的最佳时机。在这类高度情绪化、信息碎片化、立场极端化的舆论场中，我们不能只满足于事实报道，更要跳出单一视角与“以我为中心”的表达惯性，讲清危机的历史经纬、地缘逻辑、多方利益诉求，提供不同于西方单一叙事的解读框架，推动形成更客观、均衡、包容的国际舆论。
曹钺：
中外国际主流媒体都面临数智化转型的紧迫压力，需要适应移动优先、平台算法主导的传播生态；都以维护、提升媒体公信力和影响力为目标；并且都充当国际舆论场中关键的议题设定者和解释者。主要差异在于：中国主流媒体始终坚持党性原则（作为其鲜明的制度属性），是国家战略传播的枢纽和支撑力量。不同于西方媒体受资本驱动或基于社会契约的运行逻辑，中国主流媒体的核心使命是实现政治立场、国家利益和传播效能的高度统一，需要确保国家叙事的权威性和导向性。
在“全球北方”的国际媒体中，英国广播公司是全球公共广播的标志。近年来面对数字化冲击，它系统性地推行“数字优先”战略，大力发展在线音视频点播服务 BBC iPlayer，打造播客矩阵，并本土化运营社交媒体账号，整合全台内容，实现“一次生产、多平台分发”。《纽约时报》则通过“订阅导向 + 产品多元化”战略实现了新增订阅、股价的重新攀升，成为传统报业巨头数字化转型的典范。而“全球南方”的国际媒体同样不容忽视。作为达雅·屠苏笔下推动全球信息反向流动的标杆媒体，半岛电视台（AL Jazeera）以卡塔尔为据点，通过视觉化、移动优先的叙事方式打入西方舆论场，在 YouTube、Instagram上积累了超 5000 万订阅，彰显了南方声音的国际表达。越通社（VNA）是国际主流媒体中的“后起之秀”，其旗舰型数字产品 VietnamPlus 已接入 AI 辅助全流程新闻生产，在体制内创新的意义上比较值得中国媒体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