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全球南方媒体伙伴”机制在西安成立，吸引114个国家和地区的 528 家媒体机构加入。同期，“全球南方媒体与智库论坛”在南非发布“2026中非伙伴赋能行动计划”，汇聚来自 41 个非洲国家的160 余家主流媒体与智库。这些密集浮现的全球南方传播合作机制，显示“全球南方”已从地缘政治话语正式进入国际传播的实践核心。与此同时，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日渐突显，即当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携手提升国际话语权时，究竟依靠什么样的知识体系来理解彼此、表达自身、构想未来？现有的国际传播理论，无论是发展传播学的现代化范式还是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传统，均深深烙刻着“西方中心主义”的印记。这就提出另一个与之密切相关的现实命题，即随着全球南方传播学日现雏形，其与中国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是何关系？显然，这一体系不应是西方理论的简单“本土化”，也不应是闭关自守的“另起炉灶”，而应在与全球南方国家的知识对话与经验互鉴中，生成既能解释中国实践又能回应全球南方共同关切的学术话语。

（一）突破“对象化”范式的历史局限

回顾中国国际传播发展史，不难发现“全球南方”长期处于一种暧昧的位置。在一定时期内，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传播被纳入国家“外宣”框架，其逻辑起点是“向世界说明中国”。这里的“世界”虽在含义上覆盖全球，但在实践中多以西方国家为目标受众。这一取向自有其历史成因。改革开放后，争取西方舆论的理解、吸引外资与技术、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成为中国对外政策及对外传播的优先目标。在此背景下，亚非拉国家在对外传播议程中相对边缘化，更多被视为“友好国家”或“需要争取团结的对象”。这种“对象化”范式存在三重局限：在认识论层面，将全球南方视为信息的接收端而非意义的共创者，忽视了全球南方内部活跃的传播实践与知识生产；在方法论层面，沿用了西方国际传播研究的分析工具，如议程设置、框架理论、受众理论等，这些工具虽拥有一定解释力，却难以捕捉南南交往中特有的情感逻辑与历史记忆；在效果评估层面，以西方主流媒体的报道量为指标，无形中将西方舆论场确立为唯一的“考核标准”，陷入“自我东方化”的困境。

如今，随着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及对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在西方主导的国际传播秩序之外，“全球南方”的在地实践和话语生产，为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鲜活且重要的在地经验和话语资源，为全球南方传播实践和理论创新提供了新面向。在话语生产层面，首先体现为“全球南方”与“南南传播”等话语的引入，有效丰富了中国国际传播研究的学术话语资源。通过“全球南方”“南南传播”等话语表达与符号生产，中国学者可将本土研究与“全球南方”其他国家经验相连，拓宽学术视角与思考路径。更进一步而言，“全球南方”及相关表述已成为国际传播话语体系中的标志性概念，强化中国在国际传播和知识生产中的话语领导力。

（二）“伙伴关系”的主体间性转向

近年来，中国不断建立强化与全球南方国家“结伴不结盟”的战略伙伴关系，为全球南方国家媒体建立伙伴关系提供了制度框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倡导的“全球南方媒体伙伴”机制的成立，即是对这种战略伙伴关系的深化细化。该机制以“共建共享、互信互助、求同存异、多元合作”为宗旨，其关键词“伙伴”蕴含着深刻的主体间性转向。

首先，“伙伴关系”意味着承认对方的主体性。全球南方不是中国国际传播的“舞台布景”，而是有着自身传播逻辑、价值追求与议程设置的能动主体。印度的数字公共基础设施，如 Aadhaar 系统即生物识别数字身份系统，结合了本土治理需求与现代信息技术；非洲的移动支付革命，如肯尼亚的 M-Pesa 即移动支付平台移动钱包，展示了非洲本土如何利用技术解决本地问题。这种多元现代化探索的视角，为全球南方传播学提供了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可能性。更有学者对拉美四家知华友华媒体的田野研究发现，它们的中国叙事“出于拉美社会对多元信息、真实世界认知与替代性发展道路的主动需求，体现出超越‘工具性’外宣逻辑的主体性表达”。换言之，它们报道中国不是因为中国“需要”被报道，而是因为拉美社会“需要”了解中国这一基于内在需求的传播动力。

其次，“伙伴关系”意味着传播不再是单向的信息输送，而是双向的意义协商、共同的意义表达。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部分全球南方国家媒体联合制播“全球南方的声音”节目、“全球南方故事”主题内容共创计划等具体传播实践中，中国媒体与南方伙伴共同决定报道什么、如何报道，这一过程本身就是知识生产的有机组成。正如有学者在研究中非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时指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需要“以立足中非实践经验与解决特定问题为观照，力图通过理念共通、价值共识、事实共享、情感共鸣等路径，建构既反映中非各自诉求又共享共通的国际传播知识体系”。

（三）互为“构成性他者”的共生逻辑

更进一步看，中国与全球南方在国际传播领域的关系，可被理解为“互为构成性他者”。这意味着，双方的身份认同、话语实践和知识创新是在相互参照与互为阐述中形成的。中国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一员，全球南方传播实践为其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了实践基础和理论适用对象；全球南方传播学的兴起为中国基于自身实践构建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理论土壤。而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则为全球南方传播学的建构拓宽了基本路径并推进实践创新，同时构成其重要理论组成部分。

对全球南方而言，中国的发展经验与传播实践提供了区别于西方的参照系。长期以来，全球南方国家的传播实践要么模仿西方模式，要么在不平等的全球传播格局中艰难生存。中国的传播实践，无论是媒体融合、数字基建，还是发展叙事的创新，为全球南方国家思考“另类现代性”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资源，正在建构独立于北方的知识生产体系。

对中国而言，与全球南方的对话同样具有构成性意义。正是在回应全球南方国家发展诉求、理解其历史文化脉络的过程中，中国的国际传播实践得以超越“应对西方”的防御性心态，转向更具建设性的全球担当。基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南方立场，中国相继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并非仅为了促成一时的舆论联合，更非仅聚焦自身发展议程的价值输出，而是立足人类命运和全球发展，并力求达成长期性、架构性的文化认同和价值共鸣而贡献的国际公共知识产品。这种价值追求的深化，恰恰是在与全球南方伙伴的互动中逐步清晰的。

（一）去西方化的知识生产与全球南方认识论

全球南方传播学的兴起，是对国际传播知识生产不平等结构系统性反思的必然产物。这种不平等体现在殖民历史造成的知识分配不均等以及西方文化霸权对全球南方声音的长期遮蔽。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中国家联合发起的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运动，推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建“麦克布莱德委员会”并在 1980 年发布《多种声音，一个世界》报告，但这种国际传播新秩序至今尚未真正实现，依然在探索建构中。

在此背景下，全球南方国家涌现出一系列独具特色的传播理论与实践经验。首先是本土性与全球性的辩证统一，这是全球南方传播学的一个重要特征。一方面，它尊重地方知识体系和文化传统，反对简单复制西方理论；另一方面，它承认全球化带来的共同挑战，倡导跨国界的合作与对话。如南亚学者提出“文化间传播学”，主张通过跨文化传播促进不同文明的理解与互信。这种理论既扎根于本土实践，又具有全球视野，为传播学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

其次是技术赋权与社会正义。全球南方传播学特别关注技术如何赋能弱势群体，推动社会正义和全球正义。例如，在非洲和拉美，社区广播成为农村地区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在东南亚，社交媒体被用来动员“草根”力量参与社会治理。这些实践表明，传播技术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工具，更是社会变革的催化剂。全球南方传播学通过研究这些案例，揭示了技术赋权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再次是生态传播与可持续发展。全球南方国家在面对环境危机时，提出了许多基于传统文化的解决方案。例如，亚马逊雨林地区的原住民通过口述传统和仪式活动传播生态保护知识；印度的“Chipko 运动”即“抱树运动”，则通过身体行动和象征性传播捍卫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这些实践为传播学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即传播不仅是信息的流通，更是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表达与维护，与中国倡导的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观不谋而合。

以上全球南方理论资源及实践，虽各有其社会文化语境，却共享一个基本立场，即质疑西方传播理论的普适性，主张从本土经验出发重构传播学的核心概念。

（二）全球南方传播学建构的方法论启示

基于世界大变局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交织，国际传播学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文明对话转向。此转向建立在对多元现代性的深刻理解之上，挑战了“西方中心主义”的国际传播理论框架，更推动了以“全球南方”为主体的全球南方传播学知识体系的建构。它以“反西方中心主义”、知识去殖民化、立足本土实践为核心特质，为构建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多维的方法论启示。

在研究范式上，推动研究范式从“西方理论—中国验证”的依附性路径，转向以中国实践、中国问题为起点的自主知识生产逻辑，强调理论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发展中国家经验中内生性生成；反思国际传播领域的学术霸权与话语殖民，警惕概念、议题与评价体系的西方垄断，摆脱对相关概念与框架的简单套用，在破除知识生产单向输出的同时保持开放对话姿态，避免走向封闭化与极端化。

在研究视野上，突破东西方二元对立与单一国家中心框架，拓展至全球南方、南南合作与边缘群体场域，重视中国与亚非拉国家间的横向传播联结，将地方实践、民间交流与草根叙事纳入研究体系。正如有学者指出，全球南方国家的新闻实践“绝非北方模式的简单移植，而是呈现出多元的在地化特征”。拉美的社区广播、非洲的口头传统、南亚的混合媒介生态，都是在特定社会条件下生成的传播形态，它们不应被视为“不成熟的西方模式”，而应被理解为具有自身逻辑的另类传播实践。

在话语建构上，减少宣传式的“自我言说”，转向对话式、沟通式、意义共享式传播，创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用全球南方能理解的语言讲好中国故事，同时吸收全球南方智慧丰富中国话语；围绕发展、减贫、气候、数字治理等人类共同议题，建立与全球南方的理论共通点。

在研究方法上，从偏重精英视角与量化效果分析，转向民族志、参与式观察、扎根理论等质性路径，突出普通民众、社区与多元主体的传播实践，坚持理论源于实践并服务实践。同时，依托长时段历史视野与跨学科整合方法，将国际传播研究置于文明演进与社会整体结构中考察。

可以说，全球南方传播学从知识立场、空间视野、话语逻辑与研究路径上，启示我们推动中国国际传播从依附到自主、从单向到对话、从表层到纵深的方法论转向。

（三）从“理论消费”到“理论生产” 的角色转换

长期以来，中国国际传播研究和知识生产存在一种“理论消费”现象，即西方学界提出概念，中国学者引入、验证、修正。从“软实力”到“公共外交”，从“战略传播”到“去西方化”，习惯了在西方设定的学术议程中思考。全球南方传播学的兴起，为打破这一格局提供了契机。

学科范式的真正转换，需要中国学者实现从“理论消费者”到“理论生产者”的角色转换。这并非否认学术对话的必要性，而是要求在对话中拥有自己的话语权。如区域国别研究领域所反思的，“构建中国自主的区域国别知识体系，有助于揭示被西方叙事所遮蔽的历史主体性，呈现多元文明的丰富景观”。同样，在国际传播领域，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意味着要从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实践经验出发，提炼出能够解释全球南方传播特殊规律的概念与理论。

这种理论生产的可能路径已经初现端倪。如有学者对拉美知华友华媒体的研究，揭示了“他塑”作为中国形象建构新路径的理论意涵；也有学者从中非传播实践中提炼的“秩序—关系—发展”三维框架，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提供了具体进路；还有学者对全球南方新闻学的探讨，则展示了从全球新闻实践多样性中提炼理论资源的可能性。这些探索虽尚处起步阶段，但路径和方向无疑明确，即理论创新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在与全球南方伙伴的对话互动中、从丰富实践中提炼具有解释力的概念框架。

因此，对中国国际传播理论创新而言，全球南方的在地性实践、本土化知识生产及认识论，提供了宝贵的理论资源和方法论自觉。它提醒我们，任何理论的生产和知识体系的建构都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所谓“普世价值”往往遮蔽着特定的权力关系。

在世界百年大变局加速演进背景下，无论是回顾还是展望，全球传播的版图都正在经历深刻重构。全球北方霸权的震荡延续与全球南方力量的集体觉醒，共同构成这一历史时期的独特张力。对中国而言，这不仅意味着国际权力格局和国际传播格局的变迁，更蕴含着国际政治、国际传播知识创新的历史机遇。

全球南方传播与中国国际传播立场同源、使命同向，实践共生、理论互构。构建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不应是一场“另起炉灶”的孤立行动，而应是在与全球南方伙伴平等对话中逐步生成的过程。它既需扎根中国自身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创新，也需汲取全球南方各国的理论资源和具体实践；既需回应本土问题的迫切追问，也需贡献于全球知识民主化的普遍追求。“全球南方媒体伙伴”机制的成立，标志着实践层面的合作迈上新台阶。与之相匹配的知识创新和知识共同体，需传播学界付出同样坚实的努力。这要求我们超越“应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实践”的路径依赖，真正将全球南方从“研究对象”升化为“对话伙伴”，构建全球南方协同发声的国际传播平台，整合全球南方力量共同破除全球北方的霸权叙事与单边叙事，在持续的学术对话中共同探索国际传播知识生产的另一种可能。

当前，构建公平公正的国际传播新格局，既需全球南方传播实践的创新，更需全球南方知识体系的支撑。在从“对象”到“对话”的认知转变中，在从“理论消费”到“理论生产”的范式转换中，我们期待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轮廓将逐渐清晰——它不是封闭的体系，而是开放的方案；不是对抗的话语，而是合作的桥梁；不是民族主义的表达，而是世界主义的贡献。

引用格式：龙小农,隗合政.从“对象”到“对话”：全球南方传播学与国际传播自主知识体系的互构[J].对外传播,2026,(5):14-18.DOI:10.26948/j.cnki.dwcb.2026.05.006.